周作人知堂书话_周作人【完结】(184)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作人

  要求与灵肉的冲突。..第二篇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虽

  然他也说明“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他们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

  的,”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

  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

  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

  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理想与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

  苦闷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

  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病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

  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

  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

  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

  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

  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

  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直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

  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

  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但在《留东外史》,

  其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guī》相比,却不能援这个例,因为那些描写显然是

  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留东外史》终是一部

  “说书”,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

  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

  文学”(Literatureforthe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

  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

  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

  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

  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

  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

  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著者曾说:

  “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态度的人,

  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

  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

  真价,大家知道的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1922年

  3月

  26日刊《晨报副镌》,暑名仲密

  □收入《自己的园地》

  介绍小诗集湖畔

  《湖衅》是汪静之君等四个人自费出版的诗集。这四个人的诗在本附刊

  上也曾经发表过好些,看过的人大约自然知道,不用我来批评好歹。我在这

  里只说这一句话:他们的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

  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

  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

  我写这几句话,或者似乎有广告的嫌疑,因为他们寄了一百本来,叫我

  替他们在北京找个寄售的地方,——我现在便托了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社寄

  售,南城方面本来也想找一处,在为没有认得的人,所以只好作罢了。至于

  广告这一层,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即使是自己的著作,只要自信还有一点

  价值,便是自画自赞,在或一范围内也是人情之所容许的罢。

  □1922年

  5月

  18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野鸽的话

  李勋刚君的《野鸽的话》出板了,我重读了一遍,略有一点感想,便写

  了下来。

  这种单行小册子的刊行,我以为是极好的,于新文学的前途很有好处。

  艺术运动的进行,如只靠性质夹杂或以营业为主的杂志去主持,成绩总不能

  很好,唯有纯粹的同人杂志最为有望,能够有个杂志固然更好了。我希望这

  小册子是将来文艺界里许多“孤军”的先锋。

  《野鸽的话》诚如友人

  X君所说是“质胜于文”,因为里边不免稍有不

  很圆熟的古语掺入,似乎有久调和的地方,但是从全体上说来这种朴实真切

  而有重量的文章颇有动人的力,自然的有一种清新的活气。我们自己做文章

  或看别人著作的时候,常觉得有些衰弱庸熟的文句缠绕笔端,摆脱不去,仿

  佛感到吃着肥皂的味道,因此见了青年似的文章不由的不生歆羡了。

  著者在这一篇里寄寓他的人生哲学,但文学的趣味还不曾被教训所压

  倒,而且率直的抒写,不假什么矫揉雕琢,没有那些教训文学的缺点。要说

  是受了伽谛(Gatty)夫人的“自然界里的譬喻”一类的影响或者也无不可,

  但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独创,只要后来的作家注意,不要随意的重复模作就好

  了。

  □1922年

  10月

  1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未收入自编文集

  情诗

  读汪静之君的诗集《蕙的风》,便想到了“情诗”这一个题目。

  这所谓情,当然是指两性间的恋慕。古人论诗本来也不抹杀情字,有所

  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照道理上说来,礼义原是本于人情的,但是现

  在社会上所说的礼义却并不然,只是旧习惯的一种不自然的遗留,处处阻碍

  人性的自由活动,所以在他范围里,情也就没有生长的馀地了。我的意见以

  为只应“发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恋爱之自然的范围为范围;在这个范围

  以内我承认一切的情诗。倘若过了这界限,流于玩世或溺惑,那便是变态的

  病理的,在诗的价值上就有点疑问了。

  我先将“学究的”说明对于性爱的意见。《爱之成年》的作者凯本德说,

  “性是自然界里的爱之譬喻”,这是一句似乎玄妙而很是确实的说明。生殖

  崇拜(Phallicism)这句话用到现今已经变成全坏的名字,专属于猥俗的仪

  式,但是我们未始不可把他回复到庄严的地位,用作现代性爱的思想的名称,

  而一切的情歌也就不妨仍加以古昔的

  AsmataPhallika(原意生殖颂歌)的徽

  号。凯本德在《爱与死之戏剧》内,根据近代细胞学的研究,声言“恋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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