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309)

2019-03-10  作者|标签:净素道人

  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rǔ负重的企业家。

  新的政经力量登场后,国家战略开始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和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颠覆和断裂。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在艰难前进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秉持正义的媒体和 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迫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曾经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

  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有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企业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这些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人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公众实现的。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在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也不容忽视和回避。

  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四大产权制度尚未落实。

  三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不够规范。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中的违规操作及“官商联手”。在党内和社会上腐败势力的gān扰下,一些正当的制度安排,如中小企业MBO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等,有一定程度的“异化”,然后又将“异化”后造成的恶果扣到广大改革者的头上,既伤害了投资人和职工的利益,又给国企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理顺劳动关系与追求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产权改革中,按规则有些企业需要解除劳动关系,但解除劳动关系涉及人的利益问题,考虑到社会稳定,推进有一定难度,使一些地位处于停顿状态。

  解决的办法:

  一是推进以“突破垄断性行业传统格局”为重点的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二是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内容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

  三是推进以“三个分开”为重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经营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四是推进以解决“企业办社会”和“依法破产”为重点的国企配套改革。

  22.5 关于行政垄断改革及反垄断

  垄断划分为三大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行政垄断。

  目前的改革,压力最大的是打破行政垄断;因为,我国当前垄断问题最严重的还是行政垄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行政垄断被群众称为“越穷越见鬼”,由于经济总量少,政府部门运作不规范和公共事业经费不足,一些部门就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造成行政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破坏公平竞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什么是行政垄断?即基于行政权力形成的垄断;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行业的过度保护和gān预,包括贸易保护、投资保护(提高进入门槛和审批制、地区封锁)、政治保护(官商一体,副部级、正部级待遇)等,形成政企同盟。行政垄断是当前中国垄断的主 要形式,也是反垄断的主要对象。

  这与我国转轨经济特征分不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政企分开”。在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行业,例如电力、铁路、电信、邮政等领域,行业主管部门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仍然以其属于自然垄断为借口,拒绝开放市场,引入竞争。

  长期以来,人们把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现代监管相提并论,使决策层对垄断行业的本质问题难以准确把握。破除行政垄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行政垄断,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触犯相当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政府监管”、“公共利益”、“国家竞争力”等名目纠缠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区分。

  经济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是垄断导致短缺,而短缺又不断为qiáng化垄断提供借口,造成恶性循环。

  bào利并非市场化所致,服务低劣和短缺更不是市场化的必然。恰恰相反,持续性存在的bào利、服务低劣和短缺只会是垄断的结果。这几乎是一条屡试不慡的铁率: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改革经验反复证明,越是市场化的领域,越能够适应社会需求,也越是在长期上趋于社会平均利润。市场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社会福利,只要市场充分放开竞争,价格并不会超出合理水平。

  非国有化与市场化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市场是不同主体jiāo易的场所。

  从总体上看,垄断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有的行业仍然是政企不分、独家垄断;有的行业虽然引入多家竞争,但在主要业务领域仍然是一家独大,真正的竞争尚未形成;所以,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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