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中国的改良为什么老是失败，就是缺少人民参加。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
“三农问题”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从所有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农问题”，在于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导致“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所以，在“三农问题”中，我们用以评价三农领域各种现象所用的标准，其实是来自非三农领域。
经过分析，“三农问题”就转化为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巨大差异的成因，“三农问题”的对策，就是解决这个差距的政策措施。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领域的核心是经济产业。农村与农民是因产业而区分出来的，没有产业的区别，便没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而产业的转移，意味着农民身份变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缺失尤其严重。
过去的“农业税”其实既不是所得税、地租或资产税，也与“农业”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性贡赋，或者用舆论广泛比拟的说法，是无优免特权的臣民jiāo纳的“皇粮国税”。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财富，怎样使土地从理论上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改革是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曹锦清在《huáng河边的中国》里讲述的一个水渠被废弃的故事，针对曹锦清说的：“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 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luǒluǒ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引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qiáng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
所谓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负担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级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jiāo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gān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村级民主选举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要求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把农民全面纳入国家层层委派控制的社会组织系统中。而农民天然是分散的，“每时每刻都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传统农村社会是自治村落的松散结合，所以需要“教育农民”：时刻qiáng力克服、控制农民和乡村社会天然的分散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终于走入了历史检验的死胡同。
现在，农民依然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缺少现代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的群体，在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农村社会迅速出现的基层组织弱化、封建迷信抬头、宗法组织复兴等一系列现象，令人感到惊讶。
农民缺少自治能力和经验，往往成为乡村基层政权gān预乡村自治的借口。这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继而大量出现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集体资产被少数人控制、村民自治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三个焦点矛盾，成为引发农民群体性反抗事件的导火线。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gān预和恐惧，尤其在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处理群体性反抗事件过程中，出现“以民制民”、甚至默许bào力的现象，不但会激化农民与乡镇政府的矛盾，而且会使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的权威流失。
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是层层集权、部门分割、压力行政和全能主义为基本特征。政府权力和功能过度扩张，管理职能过多，管了许多管不了、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事”的负担又直接加重了政府“人”的负担和财政困难。特别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的各种任务和指标不断，迫使基层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完成任务，导致过度膨胀，最终都转变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转嫁到农民头上。
22.4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活动，据说现在已经有54万家国营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一口吞下，是当今迅速致富的捷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有志于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一是绝对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国有资产，也不要相信它是全民的财产;二是你不要费尽心机谋求企业赢利，以获得上级的奖励(这种奖励虽然不少，但与你的目标相比就太不值得了)，因为一个经济效益好的老总是令人羡慕的，有些人会因此跃跃欲试，你也就gān不长了;三是你要换个思路，努力把企业搞得一年不如一年，当然你要准备好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企业年年亏损，麻烦很多，你的位置就不会对人有吸引力了，你的位置反而很安稳;四是要不断向上级报告企业的困难，巧妙的诱导职工到上级机关求助，当然你要做出积极化解矛盾的样子，取得上级的信任;五是适当的提出改制方案，即“管理层收购”办法，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要尽可能地评估得低一些(这是你的关键利益所在)，同时要利用上级部门急于成功的心理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当这一过程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象做梦一样成了大股东，身价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多么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