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人shòu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
权近又提出了天人相类相通的学说，他说：
盖天地万物，本同一体，故人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天地之有灾祥，良由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则灾祥顺其常;人事失，则灾祥反其正。
他还说：
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天人之际，虽jiāo相为胜，然人之胜天，可暂而不可常;天之胜人，愈久而愈定也。故yín者必不能保其终，而善者必有庆于后矣。
李朝前半期的哲学思想，以及那以后的哲学思想，仍然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天人合一的色彩。①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东方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也是比较明确的。
补充资料就这样多。
在《新解》里，我论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我又补充了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我都谈到了。因此，我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主导思想，应该说是有坚实可靠的根据的。
我在下面介绍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李慎之教授的《中国哲学的jīng神》。②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讲一点琐事，也可以算是“花絮”吧。
我最初并不认识李慎之先生。只在中国国际jiāo流协会的理事会上见过几次面。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外jiāo官，一个从事国际活动的专家，给我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前几年，台湾的星云大师率领庞大的僧尼代表团，来内地访问。赵朴老在人民大会堂设素斋招待。排座位，我适与他邻座。既然邻座，必然要jiāo谈。谈了没有几个回合，我心里就大吃一惊，我惊其博学，惊其多识，我暗自思忖：“这个人看来必须另眼相看了。”
《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出版，在懂行者中，颇引起一点轰动。报刊杂志上刊出了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上对陈吴二师的思想学术和jiāo谊，做了一些探讨，极有见地，相当深刻，发潜德之幽光，使二师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我心中窃以为慰。
有一天，见到李先生。他告诉我，他看到我为那一本书题的封面，我在书名之外写上了“弟子季羡林敬署”。这本是一件微末不足道的小事，他却大为感慨。我小时候练习过毛笔字，后来长期在国外，毛笔不沾手者十有余年。我自知之明颇有一点，自知书法庸陋，从不敢以书法家自命。不意近若gān年以来，竟屡屡有人找我写这写那。初颇惶恐觳觫，竭力抗拒。人称谦虚，我实愧恧。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不嫌丑，我就不脸红!”从而来者不拒，大写起来。但是，《吴宓与陈寅恪》却不属于这个范畴。为两位恩师的书题写书名，是极大的光荣。题上“弟子”字样，稍寓结草衔环之意。这一切都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进行的。然而慎之却于其中体会出深文奥义，感叹当今世态浇漓，师道不尊，十年浩劫期间，学生以打老师为光荣，而今竟有我这样的傻子、呆子，花岗岩的老脑袋瓜，仍遵古道，自署“弟子”。他在慨叹之余，提笔写了一篇关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的文章，寄了给我。不知何故，没能收到。他又把文章复制了一份，重新付邮，并附短札一通。文章的名字叫“守死善道qiáng哉矫”，副标题是“——读〈吴宓与陈寅恪〉”。信与文章都是一流的。我现在先把信抄在下面：
季先生：
拙文于六月底草成后即寄上请正。既然没有收到，就再次挂号寄上。
上次信中，还写了一些对陈吴两先(生)表示钦仰的话，并且希望两先生的老节能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操守立一标准。这次就都不说了。只是仍然深感自己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两先生的潜德幽光，滋有愧耳。
专此即颂
秋安
李慎之92.
中秋夜
看了这封信，我相信，读者会认为我抄它是应该的。至于那一篇文章，我力劝他发表，现已在《瞭望》1992年第42期上刊出。我劝对陈吴两师有意研究了解者务必一读。我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有见解，有气势，有感情，有认识;对两先生毕生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对两先生生死之jiāo终生不渝的友谊给予了最高的赞美。文章说：“陈先生的悲剧并不在他的守旧而正在于他的超前，这就是所谓‘先觉有常刑’。”真可以掷地作金石声!
这就是我认识李慎之的经过，这就是我认识的李慎之。
这“花絮”实在有点太长了。但是，我相信，读者读了以后，或许还有人认为，它还应该再长一点。
现在来介绍《中国哲学的jīng神》。
按照平常的做法，我应当先对本文加以概述，然后选取某些点加以详细评论，或赞同，或否定，或誉，或毁，个人的看法当然也要提到。于是一篇文章便大功告成。我现在不想这样办。我觉得，这样办虽符合新八股的规律，然而却是“可怜无补费jīng神”。大家不是常说“求同存异”吗?我想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求异存同”，并非想标新立异，实不得不尔耳。
说到“求异存同”，我又不得不啰唆几句。李慎之先生在《守死善道qiáng哉矫》那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古人的话：“朋友，以义合者也。”我认为，这是含义深刻的一句话。但是，什么叫“义”呢?韩文公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这仍然是“妻者，齐也”同音相训的老套。我个人觉得，“义”起码包含着肝胆相照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说，朋友之间不说假话，要讲真实的话。慎之做到了这一点，我现在努力步其后尘。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介绍《中国哲学的jīng神》一文，不谈本文，只谈《后记》。慎之说：“我过去看到季先生一些短篇论东西文化的文章，总以为他的思想与我大相径庭。这次看到他的长篇论述，才发觉我们的看法原来高度一致。”①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关于“高度一致”的地方，我就不再谈了。我现在专谈“高度不一致”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我归纳为以下三点，分别谈谈我的意见。
(一)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问题
李慎之先生说：“季先生似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看得多了一点。”可我自己觉得，我看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是先知先觉。西方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而且提出了警告。不但今天是这样，而且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下面介绍郑敏教授的文章时，我还将谈论这个问题。这里就暂且不谈了。
前几天，我在香山召开的“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少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听到一位女士说，她最近读了一本外国某专家的书，书中列举了大量类似我在《新解》中所指出的西方科技产生出来的弊害，有说明，有理论，他最后的结论是：到了21世纪末，人类就到了“末日”，实在让人惊心动魄。我还没有像他那样悲观，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我并非科技专家，也非社会学家。我所能看到的并且列举出来的弊害，并不全面。虽然我在列举弊害时，往往在最后加上“等等”，甚至两个“等等”这样的字样，看来是胸有成竹，种种弊害罗列心头，唾手可得。实际上是英雄欺人，是我耍的一种手法。我限于能力，再也列举不出更多更具体更有力的证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