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人生_季羡林【完结】(19)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qiáng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làng费纸张、làng费读者的jīng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gān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bào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qiáng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qiáng,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月5月写于北京大学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就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宋)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一段话说不定也是“颂圣”之辞,不尽可信。然而我宁愿信其有,因为它真说到点子上了。

  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意思也一样。他之所以能博闻qiáng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

  “卷”指的是书,“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书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

  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以此为苦。在眼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四人帮”说:读书越多越反动。此“四人帮”之所以为“四人帮”也。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有个别的“大款”,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传承文化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人身上,而只能寄托在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先,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必须读书。这已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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