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_季羡林【完结】(36)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此时,有一些朋友,很熟的,见过面的,甚至没有见过面的,知道我在翻译《罗摩衍那》,都给我写了一些信来,对我加以鼓励。大家也许认为,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对我这“曾经沧海”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我除了在“文革”初期收到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以外,几乎有五六年的时间,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我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信后不知所措了。因此,我现在收到的信中的那一些鼓励的话,便对我这受宠若惊的人起了双倍鼓舞作用,它推动着我前进。对于这些朋友们的美意,我是永远感激的。

  不管怎样,《罗摩衍那》汉译文第一篇终于在一九八○年出版了。印刷jīng美、装订富丽的一巨册明白无误地摆在我面前,我心里当然感到非常喜悦。接着在两年以内又出版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这已经超出了我原来的“画地为牢”。再回想自己画定第三篇为牢的界限,觉得非常可笑了。这时候我又连续收到朋友们的来信,当然都是鼓励之辞。有的朋友甚至说,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未免言过其实,我是绝对不敢当的。外国朋友也给了我鼓励。一九八○年夏天我访问日本时,带去了几本第一篇,送给对《罗摩衍那》有兴趣的日本朋友,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东京大学著名梵文学者原实教授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以后出的几篇也都送给了他。其他日本朋友,比如汤山明博士等等也似乎很感兴趣。同年冬天,我访问西德,带去了几本第一篇。我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似乎有点责怪我不务正业。他说:“你应该继续搞你的佛典语言研究嘛!”他哪里了解我的苦衷呀!无论如何,他过去对我的培养,今天对我的期望,我是永远铭感五内的。此外,美国朋友、意大利朋友和法国朋友,对于我的翻译也都感到兴趣。至于印度朋友,因为《罗摩衍那》毕竟是他们的国宝,不管我的译文水平如何,他们决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最近我还接到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的信。她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所有这一些朋友,都难免有溢美之词。好在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头脑还算清醒,从来没有飘飘然过。

  总而言之,由于以上一些不期而获的嘉奖,我更加鼓起了gān劲。近四五年以来,我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越来越多。我现在究竟有多少兼职,包括挂名的在内,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但是,在同时,我给自己规定的科研项目,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连同我在一起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同志,看到我的一些课题,都有点吃惊,莫名其妙。我原以为自己被迫成为“杂家”,现在看来,我天生大概就是一个杂家的料子。但是,跟着“杂”而来的就是会多。一位老同志曾慨叹过:“chūn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我深有同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并没有放松《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到了今天,经过了十年的漫长时间,我终于把这一部长达两万颂,译成汉文近九万行的史诗全部翻译完了。

  翻译这样一部巨著,除了几次内心里的波动以外,其余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

  当然不会的。在翻译过程中,我曾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约略言之,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内容问题。这一部大史诗,虽然如汪洋大海,但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只需要比较短的篇幅,就可以叙述清楚,胜任愉快,而且还会紧凑生动,更具有感人的力量。可是蚁垤或者印度古代民间艺人,竟用了这样长的篇幅,费了这样大量的词藻,结果当然就是拖沓、重复、平板、单调;真正动人的章节是并不多的。有的书上记载着,我也亲耳听别人说过,印度人会整夜整夜地听人诵读全部《罗摩衍那》,我非常怀疑这种说法。也有人说,古代民间文学往往就是这样子,不足为怪。这个说法或许有点道理。不管怎样,这种故事情节简单而叙述却冗长、拖沓的风格,有时让我非常伤脑筋,认为翻译它是一件苦事。

  其次体裁问题。《罗摩衍那》被称做史诗,而且是“原始的诗”,我必须译成诗体,这一点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个决心我从未动摇过。但是,既然是诗,就必然应该有诗意,这是我们共同而合理的期望。可在实际上,《罗摩衍那》却在很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整个故事描绘纯真爱情的悲欢离合,曲折细致,应该说是很有诗意的。书中的一些章节,比如描绘自然景色,叙述离情别绪,以及恋人间的临风相忆,对月长叹,诗意是极其浓烈的,艺术手法也达到很高水平。但是大多数篇章却是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chuáng架屋,重复可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一些人名、国名、树名、花名、兵器名、器具名,堆砌在一起,韵律是合的,都是输洛迦体,一个音节也不少,不能否认是“诗”,但是真正的诗难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我既然要忠实于原文,便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堆古里古怪、诘屈聱牙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忠实地译成汉文。有时候还要搜索枯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韵脚。严复说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哪一个读者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真正去细读这样的“诗”。我用力最勤,包括脑力与体力都在内的地方,却正是读者连看也不看的地方。看到这里,他们会跳越过去的。呜呼,哀哉!真是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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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摩衍那》(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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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伊朗授季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这样的诗,不仅印度有,我们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从前幼儿必读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书,不也合辙押韵像是诗吗?可是谁真正把它当作诗呢?《罗摩衍那》自然同这类的书还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等量齐观。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这样的“诗”,这是不能否定的。印度古代许多科学家著作也采用诗体,目的大概是取其能上口背诵,像是口诀一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中印是完全相同的。

  关于体裁,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翻译原则,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我赞成鲁迅那几点对诗的要求。从第一篇开始,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别扭。我觉得,我使用的那种每行字数大体上差不多的诗体,还不够理想,还不如gān脆译成七言绝句,少数五言绝句式的顺口溜,这样也许更接近中国的民歌。译到第六篇下半部时,我就毅然改了。整个第七篇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现在全书已经译完,我是不是就很满意了呢?不,不是这样。我也还是越来越觉得别扭。这种顺口溜也不能保证产生诗意,而且那些人名、地名、花名、树名,照样诘屈聱牙,还不能排得整齐。我有时腻味到想毅然停笔,不再翻译下去。但害怕功亏一篑,我还是硬着头皮译完全书。我虽然不是专业翻译家,但对翻译也确实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学时候,我就翻译过吉卜林的小说。大学时译过英国散文和美国小说。解放后翻译德国短篇小说、古典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的文学作品,还曾译过俄文论文。我虽然从来没有自满过,但从来没有腻味和别扭之感。现在已年逾古稀,却忽然怀疑动摇起来,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件憾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有直白地说了出来。但是,我毕竟还可以自慰: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把书译完,没有让它成为断了尾巴的蜻蜓,这一点我的老朋友们恐怕会同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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