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_季羡林【完结】(35)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是不是我就完全消极而且悲观了呢?不,不,不是这样。我上面讲到的那一点埋在我内心里的光芒,虽然我自认为是遥远到我终生难近,但它毕竟是具体的,是真实的,又是诱人的,我还愿意为它尽上我的力量。即使自己见不到,也没有多大关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有明训,实属正常。而且在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我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我指的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我总得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我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

  但是,在那样的境况下,我还能思考什么呢?又能写些什么呢?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gān,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gān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做“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

  这一部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能找到旧的版本。我从什么地方知道了,印度新出了一部jīng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jīng校本后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就,颇受到国际上梵文学者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我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室的同志去向印度订购。我预料,百分之九十九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但是,真正是出我意料之外,没过了几个月,书居然来了,装订jīng美的七大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我起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心里面那一点犹犹疑疑的念头为之一扫而空,我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我于是就濡笔铺纸gān了起来。这是一部世界名著,对印度,对南亚,对东南亚,对中国,特别是西藏和蒙古,甚至对欧洲一些国家,都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还不仅限于文学,舞蹈、绘画、雕刻、戏剧、民间传说等等,无处没有它的影响。在印度以及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并无减少之势。意大利文、法文、英文都有了全译本。据说苏联也已出了俄文译本,在译本完成时,苏联科学院还召开过隆重的庆祝大会。日本也有人正在翻译并且开始出版。还听说,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罗摩衍那》的学会。至于研究这部书的著作,不管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在印度以外,那就多得不得了,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须翻译的书。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和书中的故事,汉译佛典中虽然都提到过;但却一直没有翻译。因此,翻译这部书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此时,我眼前和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它在无形中督促着我,虽然渺茫,但又具体,它给我增添了力量。

  我原以为,《罗摩衍那》的梵文原文,除了个别的章节外,是并不十分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但也不会太多。可是一着手翻译,立刻就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我一定要坚持自己早已定下的原则,不能改译为散文。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这里就有了问题。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我于此道是外行,不敢乱发议论。所谓马雅可夫斯基体,在这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

  。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鲁迅先生谈到那几条关于新诗的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而又可行的。鲁迅说: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一九三四年致窦隐夫函)

  ------------

  《罗摩衍那》(2)(图)

  ------------

  六十年代初,季先生在北大。任谁也想不到,一场席卷全国影响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运动即将不期而至。

  现在,我虽然同意鲁迅的意见,却不能只“发议论”,而要下手去做。鲁迅说:“我自己实在不会做”。我至少也应该这样说,我实际上是更不会做;可是偏又骑虎难下,非做不行,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来献丑了。

  解决了译文文体,当然算是闯过了一个难关。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已经开了头,可以顺利前进了。但是紧接着就来了另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究竟准备译多少篇呢?究竟要用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人少无大志,老了也没有大志。在我当时的那种心情下,别说大志,连小志也不多了。我曾多次在心里琢磨:我能译完这一部按出版社计算方法达到将近三百万字的巨著吗?我从前读唐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麟德元年chūn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摄(收)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

  我现在自量,气力完全可以办此。但心情却不能办此。因此,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一点犹疑也没有的。我想:如果我能译出三篇,也就是说,还不到全书的一半,那就很不错了。我自己也就很满意,觉得不算虚度下半辈子了。

  就这样,我苦gān了四年。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罗摩衍那》我还译了不到三篇,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指标。然而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国人民的jīng神,也振作了我的jīng神。从前眼前那一点遥远的光芒,此时陡然闪耀起来,而且距离我也越来越近起来。但是,就是在这时候,我还没有明确地想修改我的计划,没有完全从“胸无大志”改为“胸有大志”,没有立下把全书翻译完的雄心壮志。

  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正在翻译《罗摩衍那》,告诉我,他们准备出版这部书。这是我以前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所以翻译,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闲不住的习惯。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并不认为翻译《罗摩衍那》完全无益,但是我的想法却与古人微有相似之处。现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机会,自然是喜出望外,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这时候起,我才认真考虑这一件工作。此时,我的心情好得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醒,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仍然模糊,我还不了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对粉碎“四人帮”这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我还不完全了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国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个人的未来,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扫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锅,不知怎么一来,全都揭掉了。我已经失掉当“活靶子”的资格。大家可以想象,我失掉这个“资格”,决不会感到惋惜与遗憾。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修改我的翻译计划,决心把全书译完。至于能不能译完,究竟能译完几篇,我还不完全清楚。无论如何,雄心已经大了起来,那一个只翻译三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35/53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