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刻本均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chūn要做四时chūn。做雨要做连绵雨，
做人莫做无情人。
案，抄本刻本均无。
见郎消瘦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胡蝶抱花睡，
可能安睡到明年。
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
请看结发不开jiāo。
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
却夸年少好花枝。
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chuī花落地，侬要风chuī花上枝，亲将huáng蜡粘花去，
到老终无花落时。
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
有缘先要得郎怜。
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
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
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
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
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jī啼郎过广”一语，可
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
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
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
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
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chūn二
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
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
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
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
上也。
huáng君与晓岑书中有云：“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
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
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
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
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huáng公度
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
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
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
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huáng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
是一样，唯每半页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
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huáng君似亦
不曾见到，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
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板。”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
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
huáng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时为辛巳，即
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
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
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
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
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
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
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
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
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
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
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huáng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
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
关于huáng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
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
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
志》非huáng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
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
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