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极可珍惜的。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周作人撰。
□1945年刊“太平”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立chūn以前》
虎牢吟啸序*
孔子删诗之说，现代学者不大有人相信，但儒家很重诗与礼，那是没有
问题的。孔子论诗的话，最具体的是《阳货》篇的这一节：曰，“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shòu草木之名。”
这是站在学诗的立场说的，诗的用处大概也就是《子路》篇中所说的从政及
专对等事，便是多识也还是实用方面的，若是通彻主客两边，就诗的性质有
所发明的，我想那是第三项的怨吧。要来说明这意思，最好是借用孟子现成
的话。《告子下》记孟子批评高叟说诗：有曰，“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she
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she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
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后面又申明之曰，
“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孔孟的话都
是伦理的教训，这里却把诗之文艺的性质也说明在内了。本来诗就只是怨。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原兼括哀乐，但欢愉之词难工，三百篇
首亦有《关睢》《桃夭》，而感人最深者还是《绿衣》、《谷风》、《黍离》、
《兔爱》诸篇。人惟不能忘情，故不能无所怨嗟，所道固一人之言，而所寄
者则万人之情也。个人在宇宙间，只是沧海之一滴，太仓之一粟，惟其所代
表者乃永劫及无边的人生，是乌可以无言乎。人有所怨，可以为诗，抑亦圣
人之所取者也。
胡逸民先生壮年奔走革命，民国建立后曾司狱政，并任南京监狱事，今
乃以事被幽于老虎桥，忽尔下阶，几同入瓮，处境如此，可以怨矣。时值乱
世，会逢百罹，处此境者不止胡先生一人，惟千万人有此情意而不能言，代
言者乃不可少，此亦是能言者之责任。国乱民困，有沦肯及溺之惧，及今不
言，对于祖国是愈疏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
以为。”诗有益于治道，乃为不虚，胡先生之作，庶足以当之矣。
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会稽周作人序。
□1948年作，1978年刊，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呐喊索隐
欠了《子曰》一笔文债，无法偿还，心里老是惦记着。忽然想到《阿
Q
正传》要制电影上银幕了，关于阿
Q的性格想说几句话，目的是凑成一篇文
章，可以还债，并不是有什么新的意见发表，可以供制电影片之参考。我以
为阿
Q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
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其性格多分与士大夫相近，可以说是
未蜕化的、地下的士大夫，而阿
Q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阿
Q性格中最明显
的两点是jīng神的胜利与假革命。士大夫现在称为知识阶级，jīng神的胜利至今
还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武器，以jīng神文明去压倒外来的物质文明，以固有道德
去镇伏异端的民主思想，以纲常名教风化正气等名词为盾牌任意的骂倒别
人，这类的事情大家见闻得很多，证据已经很是充足了。阿
Q的假革命即是
投机，而投机又是士大夫擅长的本领，我们不去别处找证据，只就《正传》
所记的看去，也就足以为证了。阿
Q本来是个正统派，他最厌恶那“假洋鬼
子”，又叫他作“里通外国的人”，至于对于革命党，更是“一向是深恶而
痛绝之的”，可是一听到城里革命党起事，他就决心去投革命党，因为他可
以“要什么就是什么”了。最妙的是阿
Q想到第一去革静修庵尼姑的命，走
到那里的时候，却已迟了一步，据老尼姑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那就是秀才和假洋鬼子，他们除打碎了万岁龙牌之外，还革走了一个观音娘
娘座前的铜香炉。阿
Q到底是未蜕壳的士大夫，所以弄不过他的前辈，但是
这里便已可证明他们三位都是一伙儿的同志了。虽然作者后来觉得有点厌烦
起来了，赶紧把阿
Q枪毙了事，就把《正传》结束起来，其实这gān事实不尽
相符，不但阿
Q本人在民国初期依然健在，依据道理说来，他比起秀才等正
牌士大夫来固然相形见绌，难免失败，但既是士大夫的一流，他尽有本事应
付环境，不会投进网罗里去的。总而言之，阿
Q与秀才假洋鬼子赵太爷等在
《正传》里都写得很可笑可气，但我们也要理解他们，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
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的遗传性不好，错处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整千百
年的生活专制之下，养成这样的习惯，如阿
Q们所表示的，别一方面则如闰
土的苟且生存，那是乡下农民的例子，至于原因还是相同，即专制封建的社
会所造成者也。
我本来想将上边的意思再拉长一点，写成二千字，也就可以缴卷了。可
是我拿起《呐喊》来翻了一遍之后，觉得此外还有好些材料可以谈谈，所以
改变方针，动手来写这一篇索隐的文章了。我并没有胡老博士的历史癖与考
据癖，也没有这能力，但是恰巧我得着了好些材料，不趁这机会利用了，搁
着也很可惜，便就记忆所及，零零落落的把它写了下来。这所谓索隐，与《红
楼梦索隐》并不相同，只是就小说中所记的事情，有些是有事实的根据的，
记录下来，当作轶事看看，对于小说本身并无什么关系。作者运用材料本极
自由，无论虚构或是实事，或虚实混和，都无不可，写成小说之后，读者只
把它作整个艺术作品看，对于虚实问题没有研究的必要。我这里所以只是讲
故事，而且这故事也并不是我所说的，我的责任只在记录罢了。
那么这些故事到底是谁所说的呢?我这里不能不再费点工夫说明一番，
以明责任。我的亲戚里边有一位方女士，她是鲁氏老太太的一个内侄女，又
是义女，常在老太太那里居住，她知书识字，和老太太很谈得来，所以知道
的事情很不少。有一回我们偶然谈到《呐喊》，她把里边有事实作背境的有
些事情告诉我听，后来又说到《彷徨》里的故事，我都摘要记录在日记里，
这些大概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关于她的话只说到这里为止，别的个人生活
与此无关，便一切不提了。这篇里边我所写的大半以此为依据，但有些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