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知堂书话_周作人【完结】(207)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作人

  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

  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

  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

  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

  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

  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

  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

  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

  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

  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馀波之

  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邓恭三纪录)

  话虽如此,那时对于言文问题也有很高明的意见的,如huáng遵宪在光绪十

  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

  云: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

  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

  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

  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见孽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

  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

  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今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

  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就是《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在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戊戌七月)

  中也有这样的话:

  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huáng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

  之学,何至闇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

  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志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且夫文字至无奇也,苍颉沮诵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

  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今夫一大之为天也,山水土之为地也,

  亦后之人踵事增华从而粉饰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无jīng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

  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qiáng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今

  好古者不闻其尊绳也,而独尊文字,吾乌知其果何说。或曰,会意谐声非文字jīng义耶?曰,

  会意谐声,便记认而已,何jīng义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

  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jīng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

  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

  者存,今虽以白活代之,质gān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

  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

  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

  又有云:“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

  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

  来文字一大厄。”huáng氏云:

  “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传授,童而习焉,不知其艰,

  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

  哉。”二者意思相似,都说得很通达,“手口异国”一语更很得要领,这种

  态度颇有点近于一元化的了,但是这总是极少数,在那时办白话报等的人大

  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实,而且无论理论如何写出来的白话文还不能

  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十二年后即宣统庚戌(一九一

  0)在东京的旧《民报》社员编刊一种《教育今语杂志》,于“共和纪元二

  千七百五十一年”一月创刊,共出了六册,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

  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

  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

  勉为炎huáng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

  不叫作“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

  语杂志》中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

  和纪年说》,主张用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今抄录一节,

  可以见当时的文体与论调:

  还有那外国人打进来,灭了我国,自称皇帝,像那元朝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倘然还

  有一口气没有绝,总不应该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隶牛马,自称大元国的百姓。他的国号纪

  年不但和我们不相gān,并且是我们所绝不应该承认他的。但是从宋帝赵昺赴海以后,天完

  帝徐寿辉起义以前,这七十一年中间中国竟没有皇帝,到这种时候用皇帝来纪年的竟没有

  法子想了,就是真讲爱国保种的也止好老老面皮用元朝来纪年了。你们想,中国史上用外

  国人纪年,道理上怎么讲得过去,况且中国没有皇帝可纪元的时候还不止宋和天完间的七

  十一年么?

  那时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因为目的还是教育以及政治的,其用白话乃

  是一种手段,引渡读者由浅入深以进于古学之堂奥者也。

  民国六年以至八年文学革命的风cháo勃兴,渐以奠定新文学的基础,白话

  被认为国语了,文学是应当“国语的”了,评论小说诗戏曲都发达起来了,

  这是很热闹的一个时代,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

  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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