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是最早的研究李鸿章之严肃著作。后来有关李鸿章的种种研究著述，大部分都在相当程度受到了梁启超这一著作的影响。其时其世，东西方国际社会对李鸿章也有较高的评价。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qiáng，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jiāo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jiāo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死了已经 100 多年。在这 100 年多中，中外学术界总计出版了 40 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多达 1400 多篇研究论文。李鸿章研究成果数量的如此之多，表明了中外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风云人物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李鸿章毕生所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jiāo、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举凡晚清时代之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也正如梁启超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qiáng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cháo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 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 19 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dàng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dòng、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qiáng，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qiáng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 1900 年的 60 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qiáng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qiáng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qiáng”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qiáng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pào、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jiāo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 19 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