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尔、杜威能在东方碰到个诚实无欺、信仰坚定、生死不渝的一世祖，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就不能呢?一个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后，被侵入的新兴思想所洗脑——所谓启蒙期——并赖之而复苏，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直停留在洗脑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这个老大民族就脑脉硬化，没有进步了。
记得幼年读《左传》，读到一个小故事说：“公嚼带，使公子牛焉。公子仆，折公二齿。”在胡先生这篇自述里，我们也看到，胡适嚼带，使安、杜二人牛焉。安、杜仆，胡公折其二齿。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11)
当然在近代中国启蒙的思想家，甚至海外的宣传家之中“折其二齿”的，正所在多有，并不只胡老师一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胡适的政治思想，先得搜搜安、杜二公的“根”(root)，看看他们怎样能使我们那样有才学的胡老师，来“俯首甘为孺子牛”!
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枝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安、杜二氏的根是怎样长法的呢?让我们先来逐条解剖一下：
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种人。他们的文化传统白得像一条被单。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从欧洲白种人的文化传统出发的。
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扩张主义极盛时代、最富qiáng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上等公民。
第三，他们是上述这个社会内的“开明分子”、“社会贤达”、高级知识分子，自命为有教无类的大学者、教育家。他们的人品都是极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对战争，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贾宝玉同情刘姥姥的孙子板儿一样。
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适之先生、张君劢先生一样，无拳无勇无钱，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专门欢喜“谈政治”的“白面书生”。现在美国的费正清先生等等的社会贤达，还是属于这一类。
有了这四条框框，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所讨论的“力”、“能”、“和平”、“法律”等等概念的本质之所在了。
所谓“力”也者，在他们看来，就是英国的“力”碰到了德国的“力”。他们二力相销，两败俱伤，所以胜者也就不能发“胜利财”了。他们就未看到一旦英国的“力”碰到印度的“力”，俄国的“力”碰到中国的“力”，二力不相销，则胜利者就要发“胜利财”了。他们如果不发胜利财，胡适之先生也就没有“庚款”可以“留美”了。
所以谈近三百年来的世界问题(包括今日美、苏争霸的问题)，如果抹杀“帝国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则一切理论也就不值一驳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谈的“和平”罢!
他们的“和平”的定义，事实上是：“全世界在休战状态下，维持现状(statusquo)。”第一次大战(乃至第二次大战)前后，想“维持现状”最力的国家便是“日不没”的大英帝国。她在“现状”之下，已日不没矣;不维持现状，难道还要征服火星吗?
那时想打破现状，使世界大乱，好浑水摸鱼的是德、意、日等几个小qiáng盗。大qiáng盗要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小qiáng盗要打破垄断，向大qiáng盗分赃，才搞起了所谓“世界大战”，其理甚明。
在这情况之下，安、杜二大师要全世界休兵息战，维持现状，这不但小qiáng盗不肯;这现状对我们这些历经大小qiáng盗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又发生什么意义呢?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反对“参战”的理论基础(我qiáng调的是“理论”二字)，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安吉尔、杜威这两位白面书生，书生论政，见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适之先生这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huáng面书生，在国际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杜威对“法律”所作的那两条解说，事实上和我国汉朝许慎所说的“触不直者去之”，同样没有太大的反驳价值，因为他忽略了“法律”的从属性而以偏概全。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12)
“法律”就像一头猎犬，它是有“主人”的。杜威用数理逻辑所推出的答案，在今日政治学派上说盖可归之于“数理派”(mathematicalmetrical)。他这个调节不同力量、使其作有组织地更经济有效地使用这一公式，有个大前提——使用这一公式的人，必须全是“主人”。这样则一条公路上两位驾驶员，各自靠右边开车，各自经济有效地使用其“力量”而不至于“làng费”。
可是就在胡适之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也就是杜威完成这个公式之时，美国加州却有一条管理该州公路的“法律”。那条“法律”规定在公路驾马车而过的小贩，不收费，或收费甚轻;步行挑担的小贩，则付重税，重于马车数倍。何以故呢?就是“主人”家里的人都是乘马车的。那些“挑担”的广东小贩，站都站“不直”，所以这匹野shòu“NCE5C”便“触而去之”了!
笔者在50年代的中期，为着应付考试也曾熟读杜威之书。讲到“不疑处有疑”之时，我就把他一段段地开了天窗，虽然我在三重口试的考场上不敢对这个杜家店说半个不字。
后来我访问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无条件地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为然。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的思想有所“怀疑”。笔者因而也就未敢过分地唐突西施。可是适之先生是绝顶聪明和极度虚心的。我们的字里行间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笔者叙述这段小事，并不是说其愚如余小子者，尚敢斗胆批杜，而胡大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非也。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辈分”问题。
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笔者这一论断，周策纵先生是一向反对的)，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大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这不但是实验主义者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如此。
我们这后一辈就有点不同了，我们第一个怀疑是那些“留学归国”在大学里教过我们的洋老师。对老师的怀疑，因而对老师的老师也就不太信任了。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辈分问题”，倒不是后一辈胆子大，“不知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