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的政治训练(7)
这样你可以看出我那时已经不是无条件接受不抵抗主义的一切理论了。甚至在1915年5月6日我已经体会到，弱水可以穿坚石，倒不是因为水弱，而是水原有其真正的劲!这就是杜威和安吉尔对力的观念。所以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问题，而是如何更经济有效使用力量的问题。所以问题的重心就是怎样[觅取用力的新方法]来代替当前làng费和乱用力量的问题。
我论文的是解释当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的问题不是力量发挥的问题而是力量没有发挥的问题。目前这个战争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力量发挥的最大表现。但是其后果却是个死结，这个死结在1916年的chūn天实在表现得十分明显。力量何尝发挥，因为力量已被làng费了。力量的本身却被用去制造力量的对立而使力量相互抵消。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以力防力。其结果是相互抵消，以流于làng费和无结果。由此可见，我那时对安、杜二氏的新观念是真正的服膺了。
我论文的最后一部则说明，如果要力量充分发挥，就应该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加以规律化，而导向一个[有建设性的]共同目标。法治便是组织力量的一个例子。力量既经组织，làng费乃可消除，效能自可赖以保持。所以我的结论便是个具体的建议——把世界各国的力量组织起来，来维护国际公法和世界和平，这便是解决当今世界国际问题的不二法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实在是“捍卫和平大同盟”这一信念的早期信徒之一，后来我也是“国际联盟”的热忱赞助人之一。当国联于巴黎和会宣布成立之时，我也是“国联中国同志会”(ChineseAssociationfortheLeagueofNations)的发起人之一。《国际联盟宪章》(TheCovenant)便是我译成中文的。
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以武力qiáng占我东北，我在我们所办的《独立评论》上便写了很多文章，支持我国向国联申诉，支持“李顿调查团”(TheLytonCommission)有关中日纠纷的报告。时历数月，我都希望国联来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但如众所知，国联一开头就无能为力。由于美国拒绝加盟，国联已有先天的虚弱;更由于苏联加盟太晚，其后又因其侵略芬兰而被开除盟籍，国联便更无实力;再因东北事变，日本自动退盟;所以国联一诞生，事实上便已瘫痪了。
记得1945年我以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TheUnitedNations)成立大会。我忽然接到老友何尔特先生的电话，接着他便到旅馆来看我，说他是自备旅费自佛罗里达州冬园市的家中，赶来参加这个盛会。他说：“真正未料到我以前的理想最后竟然实现了!”我看到这位老人为其三十年前(1915)理想之实现而激动的情况，我也为之感动不已。
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当然是包括美、苏等首要qiáng国，可是当苏联坚持安全理事会里的永久会员国可以使用否决权时，何君与我均深感失望。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在结束本题有关我个人信仰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之前，我想略提一下当年同学们对我的温情，虽然那时他们都qiáng烈地反对我的和平主义。当“二十一条事件”结束之后，整个同学的圈子内大致对我都非常友善。他们选我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委员，又选我担任中国学生会所主办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的主编。当我从绮色佳转往纽约时，我碰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都是在我主张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之时，qiáng烈反对和批判过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纽约的两年期间，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好，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采取坚定的立场，择善而固执，总是值得的。
第二我还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多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jiāo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日本悠久的历史中，向无异族统治的先例，战争使其初尝此味。中国所受战争的创伤，亦迄未复原。
我今日回想我学生时代的活动——那些充满稚气的青年岁月——我觉得那里仍然有许多客观的教训，值得我们重新学习。中国为从事毫无意义的内争，整整地làng费了三分之一个世纪，把足以解决国家问题的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完全忽视了。结果开门揖盗，任日人侵略。纵迟至今日，我国由于安全未得到适当解决所受的创伤，始终未能复原，而这安全问题，正如我四十年前所体验到的，非通过明智而有效的国际集体安全组织，便不可能有有效的解决。
在我结束本章之前，让我再念一段在安吉尔氏自传的“总而言之”第165至166页上所载有关安氏思想的节要，列入本章，作为记录B21：
一、一个国家对食粮和生产原料加以政治控制，实无必要，战争也未必就能赋予一国[政府]对该项资财的掌握。该项控制只是为适应战争的目的，始有此必要。消灭战争，这种必要自然随之消灭。
二、没有任何战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由于战争的结果必然招致经济危机，发胜利财是不可能的。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8)
三、胜方认为可以在战后使败方赔偿战费，这种观念完全是无稽的幻想。这一观念之虚幻从现代的经济制度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银行业务、信托和货币制度都是极易招致毁灭的。[一个战败国，经济体系既然全部崩溃，拿什么来赔款呢?]
四、战争不是命定的、出乎自然的，或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战争不是大自然所制造的，而是人为的，是人类智慧破产的表现。
五、人类智慧本无破产之必要。我们或许不能改变人性，但我们绝对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如果人类连行为也不能改变的话，那我们今天还不是在搞决斗，在法庭中搞刑求，在[宗教信仰中]烧死异端?
六、不抵抗并非良策。当人类或国家对罪恶的bào力或社会极权的疯狂无从抵御时，则彼此便以力相尚，qiáng凌弱，众bào寡。而当事各方均自称有以qiáng力自卫之权;同时在其所争执的事件中，各方亦各自作裁判。但一方如为对方qiáng力所压制，则争端便随力量而解决。欲求理智和公理得以伸展，则无法无天的bào力之下的遭难者，必须由社会来加以保护。所以我们所反对的坏事不是力量，而是力量没有得到正当的使用——在法律之下的正当使用。我们要武装法律，而不是武装诉讼人。
七、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防卫，不只是和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应试行建立那唯一[解决人类争端的]方法的基础。根据此基础我们可以取得和平的防卫，可以用力量来防制侵略和bào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