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藏在漂亮文章背后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唬人吓人的企图。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
晏子是chūn秋时代著名的贤臣，那个时代正是为了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晏子chūn秋》中记载了关于他的故事。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东阿的前三年，按照仁义道德去治理，结果齐景公很不满意;他请求重新治理，结果第二年齐景公就满意了。在这个故事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二是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三是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bào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gān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qiáng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个人在官场中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是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qiáng大压力;可以发现，上边是很想让人去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qiáng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欺下;出乎预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老百姓并不难欺负。那么我们怎么办?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还是与皇帝对着gān?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
在信息渠道上，即使是百姓的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中说：
官话代表正式规则。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就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就是官员们采用的威慑策略。
规则选择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身的死亡。bào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bào力最qiáng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jiāo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则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问题是水并不总是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bào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能力。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刘谨是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谨的财富是明朝国库的几十倍。通过史料可以看到刘谨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学者吴思将刘谨展示给动机的一条资源分配规则取名叫“抽水机规则”，或者叫“横规则”。
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都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就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过去完成权钱jiāo易。就象在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马力硬往上抽。
官吏们都有小金库，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收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那些官员付出的贿赂并不一定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费用，如同对黑手党欠下的保护费。
刘谨当年手握重权，许多隐蔽和伪装无须再用，潜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横规则”。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经象百川归海一般了。
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役之别。这上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
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
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到五倍。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中央财政没有他们的位置，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因为他们是各种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官僚体系中的吏，在名义上要比吏员数量多，但实际上的数量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他们主要靠陋规和常例生活。
到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是最稳定的，就好象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式样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总是一样的，永远是衙役们面对老百姓的那副抽水机嘴脸。
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jiāo换格局。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实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抗手段。刘谨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láng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