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泛政治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来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简单社会生活模式，被qiáng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冲激，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剧烈的文化碰撞，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当体制面临全社会的全面权利诉求时，恶性膨胀的极端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却qiáng化了发自内心的加qiáng管制的冲动。这种管制是通过增加、qiáng化、细化机构设置，膨胀行政体制来实现的。膨胀的官僚体制借助深厚的官场文化的思维定式，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级进行了全面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划分，既包括各个层级的各种机构，也包括参入其中的个人身份的等级评比。个人身份既包括官位级别、工资级别，也包括学历级别、技术职称等级别。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考核评比及荣誉级别评比。既定型了行政体制内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定型了其思维模式。这种定型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则体现为名目繁多的证件。诸如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上岗证、下岗证、就业证、驾驶证、纳税证、各种技术职称级别证、各种行业许可证，数不胜数。通过这些不断细化的身份级别证件，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模式定型束缚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框架内，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定型在一个等级制度史无前例地森严的社会体制内。这种社会体制是将各种优势资源全面地向上面层级集中的机制。
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传统形成的个人独裁模式，以及各个层级官僚体制的个人决策机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的个人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制度和思维定式，已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发展至现在，除了权力上的个人独裁体制外，就是全社会的jīng英至上运作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按权力jīng英至上、一枝独秀的原则操作定型。各个领域的人群都在依据各自的优势，怀抱各自的梦想牢记权力亲缘的原则向上攀登，各各希望成为政治经济明星、文化教育明星、体育演艺明星等等。这种权力jīng英至上、一枝独秀的机制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制。这种机制制造出来的各类明星受到制度的有意保护宠爱和社会的盲目追捧。整个社会的定型化就是按照绝对权力决定一切的机制运行着。这是当前社会定型化深层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qiáng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qiáng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中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逃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台湾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稳定了社会人心，台湾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jiāo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立定型社会，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制经济。而大陆中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cháo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qiáng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是民谟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
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中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