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发展速度之快，权力的恶性膨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政府的信任危机，道德大面积滑坡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清醒者是有目共睹的。短短的二十余年，其发展的线性轨迹清晰可见。开始是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的权力寻租。然后是股份制改造与土地批租中的“商机”，是全面的执法产业化和权力市场化。是各垄断行业与新兴产业的“商机”。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流失。吃了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土地、吃股份制改造、吃收费罚款、吃电讯、吃教育、吃医药、吃拆迁、吃殡葬、吃国有企业的改制，无所不吃。题材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几乎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金钱结盟，金钱赖权力以膨胀的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从而对权力的追逐也越来越疯狂。
制度性腐败的主要表征，是“利益上收，负担下压”。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建国土、城管环卫、教育医药、jiāo通运政、畜牧水产、农资农机、林政渔政矿管。全社会各领域由上面开口子给政策，下面积极推行，全面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继承的泛政治化体制加上利益驱动，使执法产业化推行起来轻而易举。这种制度设置、导致了执法产业化的恶性发展，全面地冲破了一税制的篱笆。中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苛捐杂税，在当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各级政府的预决算保密制度，是孕育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利益上收，负担下压”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份额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两级财政的收入，占据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而绝大多数事权却压到了地(市)县、乡镇头上。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正常的财政收入被大量挪作它用，被làng费吞噬。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均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上，不管是加qiáng中央权力还是加qiáng地方权力，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样的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格局，必然给下面层级的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越到下面，承受的压力越大，结果导致下面层级的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空头财政现象。导致执法产业化逾演逾烈。导致基层争夺管理权，检查权，“服务权”“施救权”的闹剧层出不穷。导致诸如设立“厕所办”“馒头办”之类机构的丑剧不断上演。
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4800种至8000种以上的收费项目。这种全面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政府机构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导致了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迅速膨胀。“十羊九牧”的现象，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厉害。从而使许多地方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人头财政。”也导致了中国这个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各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建得高大而威武，成为一个权力膨胀社会的象征性物象。各级政府部门的奢侈性消费开支大幅度增长。
在全面大跃进的盛世气象下，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保障事业却被全面地压缩转嫁了。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个社会利益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恶劣。最明显的变化是，底层打工者的工资比1990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流离失所的人群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结果，也决不应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执法产业化把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鼓励集体权力寻租的制度设置。而且集体寻租使权力寻租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极端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合法侵害权”几乎被应用到史无前例的极致。因为这种体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维定式，从而导致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社会现象既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公务员的思想，也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心态。给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前大陆中国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恶性bào发，全面流行，无不与执法产业化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丑恶现象的利益链上，都能不同程度地看到越位、错位的政府权力的身影。
泛权力化，泛行政化。首先表现为一些公用公益事业单位，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媒体、邮电通讯、公共jiāo通、电力水务、农资供应、农技服务;甚至一些社团组织，诸如工商联、个体协会、文体协会、村委会、居委会、都因“公家人”色彩而自命为“政府”。此外，其它各国营企业，都设有“行政科”。能发带有政府色彩的“红头文件”。于是名正言顺地“行政”，顺理成章地以“政府”自居。而带有政府权力qiáng制色彩的制服，则更是满天飞。不但政府各执法部门，诸如军警，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环卫、运政检疫等部门人员着制服。就是电力水务、邮电通讯、公路铁路、保安等企业组织人员。也穿着与执法人员大同小异的制服，满世界招摇。这些社会现象、无不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昭示着权力恶性膨胀的社会现实。
这些自命为“政府”的机构和企业。或巧设，增加收费项目。或利用垄断地位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全社会的利益博弈，带上了浓厚的权力色彩。我们从全社会的腐败表现，以及大量积重难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后面，都能不同程度的看到极端权力的丑陋身影。
当前这一轮权力色彩浓厚的国营垄断企业和公用公益事业的涨价风。以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广泛、最恶劣。因为这两个领域是关系到社会公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领域。是社会公益色彩最浓的事业。而且是关系到民族jīng神素质和身体素质长远利益的事业。是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事业。而恰恰是这样的事业，却由于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异化，使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为灾难性的发展。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教育领域，由于中央主管教育的官员相继表态：“要将教育办成大产业”，从而引发了一轮教育收费的大涨价。医疗卫生领域，则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幌子，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出面，大幅度地提高医药费用的最高限价。其结果是使药品最低端的零售价，可以高出出厂价的十倍左右。(这里还不包括出厂价的虚高)。明显地对这个领域的全面价格虚高，起了鼓励、纵容、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风。其直接后果是剥夺或部分剥夺了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享受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权利。教育医疗领域的所谓产业化过程。是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性冷漠与排斥的一次大bào露。这种巧取豪夺的恶劣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我们可以把医药领域作为大陆中国的利益链，食物链的一个标本来进行解剖。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晰的脉络。这个利益链、食物链、是以权力为纽带形成的。权力促进了垄断，维护了垄断。所以越处于高端，获利越丰。越处于低端，获利逾微。医护人员是医药行业的操刀者，是处于食物链最低端的群体。因此获利最小，而在社会上背的罪名最大。由医患矛盾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他们是受伤害最多的人群。同样，教育领域处于最低端的教师，和处于执法产业化最低端的执法(执罚)者，同样是类似的角色。这正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远庖厨”机制。血淋淋的操刀者获利不多，却沾满一身血，惹得一身臊。社会由此引发的矛盾多指向他们。“皇帝圣明，jian臣当道”的思维习惯也把矛头指向他们。所以他们获得的骂名最多。而处于高端的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人，获利最多，却悠哉游哉，俨然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