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陆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类人工林生态系统。因为始终未对那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反思。而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取消了诸如“人民公社”之类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而制度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尤其是政治生态模式，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整个社会体制还基本承袭了那种泛政治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社会管理的思维模式并未有质的改变，整个社会并未从那种社会生态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泛政治化，是世界上最全面、彻底、深入的泛政治化。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jīng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诸如文艺体育活动、民俗节庆、宗教活动，无不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 大陆中国的泛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其影响已经深入到几乎整个社会生活中。它也成为了一种思维模式。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入到几乎每个人的思想。泛政治化对大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诸如文学、艺术、教育领域的毒化更是深入了骨髓。泛政治化的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在大陆构筑了一个相当严密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因此而全面的毒化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毒化了我们的思想思维，也几乎全面地毒化了我们的政治生活、jīng神生活，使无所顾忌地自由表达成为幻想。 例如，大陆的校园，就不可能产生象台湾那样轻松、自由、纯真的校园民谣。这是教育体制和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使然。这种泛政治化的程度，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当政治被泛化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被泛化到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则文化被压缩矮化成只是唱歌跳舞以及文化馆、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狭小的范畴。
这种以泛政治化为核心的泛化结构，是大陆中国社会哲理结构、伦理结构和法理结构的基础。其实质是造成主体的缺位。泛政治化造成的结果是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社会公众政治权利的缺位。大量泛化名词的应用，例如物权的“集体所有”、“国有”，造成了具体所有者的缺位。“人民”、“群众”等词语，造成具体社会权利人的缺位。远不象“公民”、“纳税人”那么具体贴切。这种变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玩的偷换概念手法、偷天换日勾当。“窃国”是怎么窃的?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生活、是经济、是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整个存在。文化才是真正泛化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的被压缩范围，与政治的被无限泛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政治障眼法的实质所在。
在这种泛政治化的体制中，社会公众的生活被全面置于从属政治需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在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体制中，只有为它摇旗呐喊助威的权利。在这种庞大的极权政治机器中，只有充当毫无人性色彩的小零件的权利。社会公众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几乎被全面剥夺。其中最主要被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泛政治化体制中，仍只能依赖于权力阶层的恩赐、转移及渡让。在现代民主制政体中，社会公众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权，是通过普选制，通过舆论监督，通过广泛的分权和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来实现的。在民主体制中，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是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与法制的旗帜，曾经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高扬着。诸如军队国家化的现代理念，甚至曾经被军队中的很多高级gān部所认同。但是腐败势力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在不知不觉中，一切有威胁极权地位嫌疑的现代文明理念，无不被淡化，被压制。泛政治化思维，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的核心部分，被轻易地捡起。稍加改头换面，便堂而皇之的风行起来。时至今日，泛政治化以泛权力化的形式又走上了老路。
国家社会一体化过程，将政府制造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政府什么都管，政府无处不在，政府权力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体现在jīng神领域，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甚至体现到了社会公众的潜意识里。就是这种无处不在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状态。政府权力和官员的社会作用被无限夸大，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作用被大大弱化、淡化、压缩。最后变成了一种毫无人性色彩的螺丝钉作用。其他一切不依附于政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被取消，组织资源被高度垄断。所有的公共事务，被政府权力全面统管。
在政府万能，权力万能的社会里，政府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越位。专制的程度可以达到极致，可以经常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机制，导致了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导致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除四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目前则表现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现为GDP决定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规律。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是通过政府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根据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合理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该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得以实现。尤其是具体的微观配置，政府基本不应插手。政府如果全面插手资源微观配置，就制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的社会角色绝不应该是万能的。尤其是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万能的角色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丑态百出。
政府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充当的是规则制定者及“守夜人”的角色。如果它的职能，角色全面错位、越位。不该管的事被全面管起来。而该管的事却一样也管不好，唯一扮演得淋漓尽致的角色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则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当前的大陆中国社会，政府职能已经全面越位、错位。由服务职能变成了管制职能、统治职能。
在当代大陆中国，政府权力是模糊而泛化的，要严格地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这种现实是导致政府权力全面越位、错位的主要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政府的角色万能而无所不在。社会经济生活被政府权力统管和不断压缩。正是因为毛时代的那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未能得到全面清算，那种体制和思维模式仍被大量保留。当市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出来，权力寻租的欲望被大大激活。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寻租现象。这是权力文化在当前社会现实表现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