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地承袭血统之权才对的——如此之结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员众多，终于导致了做官学问的jīng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辩论，也就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彼此倾轧，但裁决权在皇帝那里，于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环境，成了中国做官学必须面对的真实处境。
于是，你通过儒家学说倡导的经史子集来阅读中国做官学，就可以窥探到中国做官学的高深之处了。特别是他的经和史两个部分，充满了这些深刻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学会装傻充呆、两面三刀才能生存、残酷斗争同僚不要手软”等等做法之理论依据和事实论证，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正是中国做官学的jīng密之处了。
特别是官僚之间的彼此倾轧，最后要通过皇帝来最终解决，如何把握之并趋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学问了。
有史以来，有关做官的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它是做官学这个本质没有——帝王制存在的时候肯定没有敢明说是这个东东的，原因自然是毕竟做官学其实就是yīn谋论，大概会引发皇帝的愤怒的。所以，直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崩溃，便有了直观的做官学问，这便是《厚黑学》为特征的在中国如何做官的经验性总结之论著了，随后便发展成了从文化上、国民性上论述的做官学了。
因此，关于做官，便有了“厚黑说(李宗吾)”、“奴才说(鲁迅)”、“酱缸说(柏杨)”、“潜规则说(吴思)”，其中最伟大的，当数厚黑说和潜规则说。前者你拿来就可以用;后者却从理论上让人服气起来而拿来就用的——当然，吴思先生的本意却是批判这个东东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该是多么复杂的东东阿，而从事实上看，做官也的确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难做，毕竟社会整体黑暗，要“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搞个人英雄主义，充大头，还是很麻烦的。出头的橼子先烂么。这样的例子就不多说了，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都有过灾难的时刻;今番就是说说贪官也难做，诸位可能就觉得新奇了。
贪官也难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见历史上的赵高、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巨贪，伺候皇帝的时候，是如何艰难的?他们的能耐全都表现在正确揣摩圣意上，做到了如何让皇帝满意，才保证了自己的贪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该是多么艰难!历史上该有多少变态的、失常的、神经病的和装聪明但本质上是笨蛋的皇帝的，要伺候他们高兴，难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有自尊心，为了伺候皇帝不得不不要脸，就凭这个，也可知道贪官之难了。
何况，信息封闭的时代，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贪官还是清官?难道你自己说了算?历史上被诬蔑为贪官而被处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这种艰难情况的证明么?
我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佩服他们什么呢?佩服他们变态的程度。中国的情况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却把新桃换旧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夏天的天说变就变，何况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这些三朝元老真厉害，都能一直跟随下去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作官的学问，就足够你我研究得了。
说一千道一万，那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只要存在，但凡你只要做官，做清官也罢，做贪官也罢，都是艰难的。一句话，“中国做官实为天下第一难”，因此必定学问高深的。
因此，在中国，做官难。你是清官还是贪官，还是要皇帝说了算的。因此，中国做官的学问之最高要义，当然就是如何侍奉皇帝的学问了。只要皇帝高兴了，你何愁清贪之名份呢?此种之深味，不可不察也。
2.4 关于官场权术
权术与政治斗争
政治权术，即政治斗争中带有诡诈特点的权变手段。所谓“权术”，依其字面上的原意，本无褒贬。“权”指的是古代衡器，又指称量行为。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移动称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引申为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因此，权术的本意无非是指一种灵活应用的手段而已。它的主要用武之地，是在政治斗争的场合。由于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权术总是同君主驭臣、臣属弄君、官僚相互攻讦等丑恶的政治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也逐渐赋予权术以特定的含义。通常所说的政治权术，往往即等同于历代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玩弄的yīn谋诡计和政治“手腕”。
权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在运用范围、使用对象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考察政治权术的历史及其本质的时候，必须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权术”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念。大致而言，可以包括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者为欺骗愚弄人民大众而采取的诡诈的统治策略和手段。
权术，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政治斗争所需要解决的首先是由何者掌握国家机器的问题。权术正是适应这个基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为了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斗争的各方都会努力寻求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其中当然包括灵活多变或者狡猾诡计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和巩固对国家机器的把持，必然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针对人民大众的虚伪诡计的手段。
第二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权谋和手段。
历代统治集团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不同利益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是适应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权术实际上始终以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
第三种情况是，权术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艺术，调节人际关系的方法技巧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外jiāo手段。这些内容往往是人们政治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经验积累与总结。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在本质属性，权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点。权术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实现一定对象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作为工具或者手段本身，似乎很难对其单独作出本质判断和道德评价。应当看到，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把权术手段直接等同于政治目的或者离开政治目的考察权术手段都是不正确的。险恶的目的需要借助卑劣的手段，手段的卑劣则往往表明目的的险恶。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实行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军队、法律等国家机器之外，还不得不玩弄yīn谋诡计，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