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超标准楼房和超编gān部工资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他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因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
在实际征收粮款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超编gān部和超标准用品)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楚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限，越过这条界限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是认可的。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生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到抵抗，比如 ，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死。
真正能阻止一些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自己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正如《老残游记》中说的：“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到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不要“激变良民”就是底线。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者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因为正式界线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超编”在古代就是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为“冗员”。我国古代官府的gān部职工分为官、吏、役，在此之外的就是超编人员。在古书上有“传奉”、“小书”、“白书”、“白役”、“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等等;“白书”单指编外书吏，比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 “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gān，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白员”是白役和编外官吏的统称。
1386年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在松江府揭露了一个2871人的特殊群体。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小官、帮虎，专门依附于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牢子”(相当于现在的狱警)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就是编制外的人员;“皂隶”(相当于现在的法警)的编外人员叫“直司”。
朱元璋立下严刑酷法，要将“白员”赶尽杀绝，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当白员?这里就有个不光是衙门“钻营”的风险问题，还有钻营的实际好处。晚清退休官员李榕的记载里就有关于差役和白员伤害百姓的内容。“差票”(相当于现在的执法凭证)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是有价格的，是可以买卖的;“差票”jiāo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叫“费规”;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叫“酬谢”。他们靠票(合法伤害权)的占有权挣钱。买差票的钱是直接成本，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合法伤害权确切的称呼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qiáng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合法伤害权的价值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所确定的。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所谓“钻营”就是争夺这种稀有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这是从白员的角度看问题。
从官员的角度看，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gān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gān多gān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
官吏们执法，如果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如果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那么皇帝给官员下达的命令就等于一纸空文。为了不执行或者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官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
其实在现在，官员超编的问题同样存在。据向国务院总理上书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的县长职位是一正两副，最多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情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是一正十副，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白员”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符合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收，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以及中间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只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了。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
中国有句俗话：“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意思是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子民折腾到倾家dàng产的地步。
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老百姓说：不怕市场就怕官场。市场上的事情，再难也难不倒人;但是只要什么事情涉及到官场，就非常难办了。(合法伤害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端，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但总算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