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逐渐成为新闻媒体的一种常用形式。所思多是天灾人祸，又与正面报道反着来，于是爱之者有，烦之者也有。反思，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这反思的文章，可以做得深，也可以做得浅，这要看反思到谁的头上，反思的步子迈多大。反思以事实为依据，是搅拌了思想分析的叙与议，往往直指深层次的原因，抓的多半是热点问题，是代读者将事件条理化、系统化，又写于受众急于知情之时，因而更具有渗透力。
媒体搞反思，试图让读者看到表象之后的东西，是要往深里说，不免与通常允许的口径有错位之处，在适宜上有个合不合的问题。党政机关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推进工作的各种手段的搭配，加入“佐料”的时机和数量，这无疑是正确的。媒体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的道理也在这里。但出于私心私利的考虑，假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借助管得着的方便，行护短、捂盖子之实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搏斗式的舆论监督和反监督，这些年来火药味越来越浓。维护稳定的幌子掩盖了失职和腐败的真相，兼顾了展示政绩的重任，便会有新闻发布会上的谎言，有对采访调查的的威胁和阻挠，有对本地媒体反思事件的预先禁令。于是，同一事件外地媒体的报道和反思就扎到了痛处，当地媒体却装聋作哑;迫不得已要“总结经验教训”，那也得“下手轻一点”，也经过几级领导反复推敲，严格把关。反思是毁坏不良政绩的重磅炸弹，是抖落“家丑”的无情之手。反思过后，往往是一些人头上的乌纱帽落地;反思也可以成为官场斗争的一把“刀”。
现实中缺少英雄的时候，媒体上的英雄就会增加;媒体上的yīn暗面缩小的时候，现实中的yīn暗面便已扩大。媒体是扫帚，它gān净了，房子就脏了。
现实与网络的区别是，在现实中用真名说假话，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
本来，报纸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它的力量在于读者众多。西方人把报纸称为“人民的圣经，即人民赖以决定其行为举止的书”，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它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说种权力。
办报确实存在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不成为问题，报纸就是为大众的，不然印那么多gān什么。其实，这是外行人的看法。在许多办报者，尤其是办报领导者那里，他们心中其实是只为几个人、甚至只为一个人办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那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满意了，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就无所谓了。
那几个人都是什么人?第一位的肯定是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第二位的是分管宣传的书记，然后是管组织gān部的书记，再往后是宣传部长。总之，是能决定办报领导者命运的，或者办报领导者乌纱帽能不能戴住的人。
很多人gān事其实是只为一个人的，为了让这个人高兴，让这个人重视。如果这个人不高兴或者不重视，就等于白gān，因而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就纷纷出笼;有时，领导人的一个眼色，一个表情就足以让人改弦易辙。
为什么要给一个人办呢?因为这个人能决定他的升迁荣rǔ，决定他的命运。其实，这些办报的领导者有时低估了高层领导者的觉悟，很多现代领导者很善于利用舆论工具推动工作。有些问题他们也想解决，却苦于没有适当的时机，如果媒体披露了，他们就可以以此为由，解决问题。我们常见一些领导人在报纸上做批示，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方法，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连这个都不会，还当什么领导。
9.4 媒体与新闻发言人
为什么政府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因为社会在进步，隐瞒消息已经不可能了模拟不用正确的信息占领传播空间，就会有不正确的信息占领。公开透明远远好于隐瞒，你面对的其实不是记者，而是记者身后的社会、公众，你的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媒体寻求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面对突发事件，不能等到事件定性时才发布新闻，要采取“滚动发布”原则。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不一定全面，但这没有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信息，就滚动发布，并对过去发布的情况不清晰的、不准确的信息立即纠正。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
在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有了面对的预案和准备，这才是最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政府而言，不做准备就是灾难。最好的危机管理就是避免危机。建立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建立监测、预警管理体系，可以有效降低公共和安全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
社会流言止于真相的公开，政府权威得益信息的透明。
当政府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处理各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取得的效果显然是十分积极的，官民之间一种良性互动的生态已经逐渐成型;信息公开，决策透明既缓和了社会的紧张恐惧，又及时发现了问题，更 让政府赢得民众进一步的信任。
其实，信息公开透明原则，还可以应用到各级政府经常面临和处理的阶层矛盾与各类群体性事件。
首先，社会群体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原因之复杂和解决需要的时间之久，远甚于人和自然界的矛盾，因此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资源依赖程度也就更大，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就越具有迫切性和实用性。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阶层都在不断分化、整合、沉淀，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博弈往往有非常活跃的表现，相互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经常会引起事件发生。为了维护稳定和解决更多的社会新矛盾的要求，作为仲裁者和调停者的政府，必然要遭遇到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这一时期的许多矛盾冲突往往只能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解决，非短时间内能够彻底解决的，而公开透明的原则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在一个信息流通已经十分迅速的现代社会里，客观、公正、中立的媒体是多重社会矛盾的“气象台”、“预警器”和“减压阀”，能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
其次，任何一个稳定成熟的社会，各阶层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公开表达，是一种社会常态。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体现在各种矛盾的动态平衡中，而非一种被“冻结”的静止状态。qiáng调建设和谐社会，不等于各个地方没有矛盾和冲突，和谐社会不是“平静社会”。
如果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多以“捂”的方式处理，不仅会因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而使政府失去公信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国外部分媒体非正常渠道及特定角度的关注下，甚至会获得完全相反的负面效果。
在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信息透明和政府公信力之间有着因果关系;而政府公信力和政府权威之间也有着因果关系。当政府公信力流失，不但无法解决矛盾，反会使矛盾深化，将政府拖入利益纠纷的质疑当中;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政府公信力一旦丧失，要恢复重建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隐性代价。一个基层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只顾及事件会影响到个人政绩和地方声誉，而忽视了信息的封闭和矛盾的压制不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易遭遇反弹，酿成更大的冲突。这也是近年来此类事件一再发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