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此诗乃是西方所谓“satire”者，正如剧中之“comedy”，乃是嬉笑怒骂的文章。若读者以高头讲章之眼光读之，宜其不中意矣。
第三，此诗中大有“和谐之音调”。如第四章“今我苦口哓舌”以下十余句，若一口气读下去，便知其声调之佳，抑扬顿挫之妙，在近时文字中殊不可多见(戏台里喝彩)。又如第二章开端三十句，声韵亦无不和谐者。
第四，此诗亦未尝无“审美”之词句。如第二章“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第三章“这都因不得不变，岂人力所能qiáng夺?”……“正为时代不同，所以一样的意思，有几样的说法”;第四章“老梅，你好糊涂!难道做白话文章，是这么容易的事?”此诸句哪一字不“审”?哪一字不“美”?
第五，此诗好处在能达意。适自以为生平所作说理之诗，无如此诗之畅达者，岂徒“押韵就好”而已哉?(足下引贾宝玉此语，令我最不服气。)
以上为“戏台里喝彩”完毕。
“戏台里喝彩”，乃是人生最可怜的事，然亦未尝无大用。盖人生作文作事，未必即有人赏识。其无人赏识之时，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对得起自己，全靠此戏台里之喝彩耳。足下以为然否?
今须讨论来函中几条要紧的议论：
第一，来函曰：“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此大谬也。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案头适有放翁诗，略举数诗如下：
一
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
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
二
少时唤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
忘尽世间愁故在，和身忘却始应休。
三
太息贫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
chūn忧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过年。
四
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西陌且闲游。
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huáng花插满头。
五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六
一物不向胸次横，醉中谈谑坐中倾，
梅花有情应记得，可惜如今白发生。
七
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
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
凡此皆吾所谓白话诗也。至于词曲，则尤举不胜举。且举一二首最佳者：
(一)山谷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第82章 民国五年(1916)七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2)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望江东》
(二)稼轩
有得许多泪，更闲却许多鸳被;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更也没书来!那堪被雁儿调戏，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
--《寻芳草》
(三)柳永
(上阕略)……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侮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昼夜乐》
至于曲，则适在绮时曾写《琵琶记》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胜数。适此次作白话长诗，其得力处都在《杂剧》。
总之，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但白话诗尚不多见耳，古之所少有，今日岂必不可多作乎?
老梅函云：“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请问“词曲”与“诗”有何分别?此其“逻辑”更不如足下之并不认白话词曲者矣。
足下云：“宋元人词曲又何尝尽是白话?”适并不曾说宋元词曲尽是白话，但说宋元人曾用白话作词曲耳。《杂剧》之佳，而全用白话填词者，以《孽海记》为最妙。
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jīng神”所许乎?
第二，来函云：“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吾人何必说西方有长诗，东方无长诗?但将京调高腔表而出之，即可与西方之莎士比亚、米而顿、邓耐生比肩，有是事乎?”此足下以成败论人也。京调髙腔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吾尝闻四川友人唱高腔《三娘教子》，其词并不鄙劣。京调中如《空城计》，略加润色，便成好诗。其《城楼》一段，吾尝听贵俊卿唱其所改定之本，乃大诧其为好诗。又吾友张丹斧尝用京调体为余作《青衣行酒》一出，居然好诗。又如唱本小说，如《珍珠塔》《双珠凤》之类，适曾读过五六十种，其中尽有好诗。即不能上比但丁、米尔顿，定有可比荷马者。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用京调高腔着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东嘉、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之京调高腔，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髙腔京调之不幸也。
京调中之七字体，即诗中常用之体。其十字句，如“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大可经文人采用(佛书有用此体者)。他日有机会，定当一研究其变化之道，而实地试验之，然后敢论其文学的价值也。十字句之佳处，以文字符号表之，略可见一斑：
店主东，带过了，huáng骠马，--
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
与上文所引
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
即如此三句中，文法变化已不一。况第一句仅有九字，其第十字仅有音无字，唱者以ma-a读之，则其不为体格所拘束可知也。
且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亚，即当时唱京调高腔者乎?莎氏之诸剧，在当日并不为文人所贵重，但如吾国之《水淋》《三国》《西游》，仅受妇孺之欢迎，受“家喻户晓”之福，而不能列为第一流文学。至后世英文成为“文学的言语”之时，人始知尊莎氏，而莎氏之骨朽久矣。与莎氏并世之倍根着“论集”(essay)，有拉丁文、英文两种本子。书既出世，倍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当赖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则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传诵耳，不足轻重也。此可见当时之英文的文学，其地位皆与今日之京调高腔不相上下。英文之“白诗”(blankverse)，幸有莎氏诸人为之，故能产出第一流文学耳。
以适观之，今日之唱体的戏剧有必废之势(世界各国之戏剧都已由诗体变为说白体)，京调高腔的戏剧或无有升为第一流文学之望。然其体裁，未尝无研究及实验之价值也。
第三，来书云，“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此论最谬，不可不辨。吾绝对不认“京调高腔”与“陶谢李杜”为势不两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梦想中文学革命之目的，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