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看《汉书》《刑法志》。
法字之语源
法《说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解廌，shòu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
《释名》：“法，bī也。莫不欲从其志，bī正使有所限也。”
《尔雅·释诂》：“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职，秩：常也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
刑《说文》：“灋，也。”而刀部有刑字，无字。
“刑，刭也。刭，刑也。”
“，铸器之法也。”
刑又与形通。《左传》引诗“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注云，“形同刑，程量其力之所能为而不过也”。
《易·井卦》，“改邑不改井”。王注曰，“井以不变为德者也”。故从井。从刂者，刀以解剖条理。
(梁)也者，以人力制定一有秩序而不变之形式，可以为事物之模范及程量者也。
律《说文》：“均布也。”段注云：“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
桂馥《义证》云：“均布也者，义当是均也布也。《乐记》：‘乐所以立均。’《尹文子·大道篇》：‘以律均清浊。’《鹖冠子》：‘五声不同均。’《周语》：‘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梁)……盖吾国科学发达最古者莫如乐律。《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汉书·律历志》云：“夫律者，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然则律也者，可谓一切事物之总标准也。
《尔雅·释言》：“律，，述也。”《释诂》：“，遵，率，循也。”(参看上所引《释诂》文)
(下略)
法之观念(旧学派)
一、儒家
(一)有自然法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以上皆见《易·系辞》)
(梁)欧西之言自然法者分二宗：有为之主宰者，有莫为之主宰者。儒家之自然法，则谓有主宰者也。
《易·系辞》天垂象，圣人则之。
《书》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二)惟知自然法者为能立法。
(三)惟圣人为能知自然法。
(四)故惟圣人为能立法。
《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
《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适按〕此《中庸》之逻辑。此种逻辑大似笛卡儿。
《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
(梁)儒家……研究支配人类之自然法，亦常置重于人类心理。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其此论又未尝不与“自然法本天”之观念相一贯。盖谓人心所同然者，受之于天，故人心所同然，即天之代表也。
第76章 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廿五日至五年(1916)四月十七日(6)
梁氏此论似矣，而未明“自然法”与“理法”(或性法)jiāo承授受之关系。自然法(lawofnatual，ornatuallaw)乃最初之学说，《易·系辞》所云是也。《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乃是由天然法进而为性法过渡之阶级。至孟子而此说乃大明。孟子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又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参看上所引《中庸》“惟天下至诚”一章)则纯然性法(lawofreason)矣。孟子又曰，“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之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此则以规矩方员与“先王之道”皆为竭人力所成，则皆人定法也。自然法云乎哉?其说虽与孔子《系辞》之说微有渊源之关系，而孟子之说为进化矣。
儒家认人民之公意与天意有二位一体之关系。……盖谓民意者，天意之现于实者也。……故人民公意者，立法者所当以为标准也。……故《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若夫人民公意，于何见之?则儒家……以为……人民之真公意，惟圣人为能知之，而他则不能也。……故惟圣人宜为立法者也。故(儒家与十七八世纪欧洲学者)同主张人民公意说，而一则言主权在民，一则言主权在君，其观察点之异在此而已。
儒家言最近民权者莫如孟子。孟子对万章“尧以天下与舜”之问两章，其所论主权皆在民，故引《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固尝谓圣人为人伦之至矣。然彼不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乎?又不曰“尧舜与人同”乎?故谓儒家皆言主权在君，殊不尽然。孟子直称桀纣为独夫。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言昭着，不容掩蔽也。
“主权在民”与“立法权在民”，非一事也。孟子主张主权在民者也，而未尝言立法权在民，此间有历史上关系，不可遽责古人。盖吾国前此本无国民立法之制。其在欧洲，则教会之大会议(council)，法之总会议(états-généraux始于一三〇二年)，英之巴力门，皆国民立法机关之先声。更先于此，则希腊、罗马之共和政治尤古矣。欧洲十七八世纪之学者惟有所取法，有所观鉴，故国民立法之说大昌。吾国言民权者如孟子，惟无所取法，故其于民主立法之说寂然无闻。吾辈有历史观念者，未可遂厚非古人也。
孟子言民权必称尧舜，犹孟德斯鸠之称英伦，卢梭之称罗马、瑞士也。此可见历史成例之重要矣。
儒家中惟荀子之说微有异同。(适按：此亦不然。孟子之说岂无异同乎?)荀子不认有自然法者也……而惟以人定法为归。
《性恶篇》……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娇饰人之情性而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