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与这篇短文有关，应该在这里提一提。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l.p.smith的文章，名叫《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华北日报·副刊》上。这篇文章的结构有一个特点。在第一段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是那个小城留给观者的一个鲜明生动的印象。到了整篇文章的结尾处，这一句话又出现了一次。我觉得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在写《枸杞树》的时候有意加以模仿。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写抒情散文(不是政论，不是杂文)，可以尝试着像谱乐曲那样写，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幻想，我自己也尝试过几次。结果如何呢?我不清楚。好像并没有得到知音，颇有寂寞之感。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在形式方面标新立异者，颇不乏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极少有人注重形式，我认为似乎可以改变一下。
“你不是在这里宣传‘八股’吗?”我隐约听到有人在斥责。如果写文章讲究一点技巧就算是“八股”的话，这样的“八股”我一定要宣传。
我生也晚，没有赶上作“八股”的年代。但是我从一些清代的笔记中了解到“八股”的一些情况。它的内容完全是腐朽昏庸的，必须彻底加以扬弃。至于形式，那些过分雕琢巧伪的东西也必须否定。那一点想把文章写得比较有点逻辑性、有点系统性，不蔓不枝，重点突出的用意，则是可以借鉴的。写文章，在艺术境界形成以后，在物化的过程中注意技巧，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必须加以提倡。在过去，“八股”中偶尔也会有好文章的。上面谈到的唐代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就是试帖诗，是“八股”一类，尽管遭到鲁迅先生的否定，但是你能不承认这是一首传诵古今的好诗吗?自然，自古以来，确有一些名篇，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一点也没有追求技巧的痕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很深的功力，很高的艺术修养。我们平常说的“返璞归真”，就是指的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这与率尔命笔，草率从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绝非我一个人的怪论，然而，不足为外人道也。
1985年7月4日
第27章 《牛棚杂忆》自序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6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huáng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
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chuī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绝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绝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绝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qiáng。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yīn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
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粘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唆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gān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