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得永久的悔_季羡林【完结】(25)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上面我虽然写了这样多,但我决不是认为这两篇东西都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文章。不说别人,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心里有一个文章的标准。我追求了一辈子这个标准,到现在还是没有达到。比如山色,远处看着很美妙,到了跟前,却仍然是平淡无奇。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追求的心不敢或弛。我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

  遥远的怀念

  更新时间:2009-7-13 14:04:00

  字数:4688

  1986年7月29日于庐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出了这样一个绝妙的题目,实在是先得我心。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写这篇文章的任务。

  唐代的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今之学者亦然。各行各业都必须有老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修行要靠自己,没有领进门的师傅,也是不行的。

  我这一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过很多领我进门的师傅。现在虽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为“人之患”(“人之患,在患为人师”),但是我却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过去的老师来。感激之情,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今天的这一点点知识,有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从我上小学起,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我那些老师的面影依次浮现到我眼前来,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们的教诲。

  关于国内的一些老师,我曾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怀念的文章。我现在想选一位外国老师,这就是德国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我于1934年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在故乡济南省立高中当了一年国文教员。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从1936年chūn天起,我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我当时就对梵文发生了兴趣。但那时在国内没有人开梵文课,只好画饼充饥,徒唤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后,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我简直是如鱼得水,乐不可支。教授也似乎非常高兴。他当时年纪还很轻,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专门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残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还懂汉文和藏文,对他的研究工作来说,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从来也没有问过我学习的动机和理由。第一学期上梵文课时,班上只有三个学生:一个乡村牧师,一个历史系的学生,第三个就是我。梵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有三个学生,教授就似乎很满意了。

  教授的教学方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关于德国教外语的方法我曾在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过,我口头对人“宣传”的次数就更多。我为什么对它如此地偏爱呢?理由很简单:它行之有效。我先讲一讲具体的情况。同其他外语课一样,第一年梵文(正式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德国大学假期特长特多。每学期上课时间大约只有二十周,梵文上课时间共约八十小时,应该说是很少的。但是,我们第一学期就学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还念了几百句练习。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梵文恐怕是语法变化最复杂、最烦琐,词汇量最大的语言。语法规律之细致、之别扭,哪一种语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个小时内学完全部语法,是很难想象的。这同德国的外语教学法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上课时,教授领我们念了念字母。我顺便说一句,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啰唆的,绝对不像英文字母这样简明。无论如何,第一堂我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我心里满以为就会这样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课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做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国还开始学习了几种别的外语。教学方法都是这个样子。相传十九世纪德国一位语言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只是一个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虽然有点夸大,但道理不能说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成了某一派“革命”群众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只脚”,批判得淋漓尽致。我宣传过德国的外语教学法,成为大罪状之首,说是宣传德国法西斯思想。当时一些“革命小将”的批判发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教学法兴起时,连希特勒的爸爸都还没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觉得这种教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这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留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从那以后,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为止,我每一学期都必选教授的课。我在课堂上(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读过印度古代的史诗、剧本,读过巴利文,解读过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残卷。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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