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五堂国学课_季羡林【完结】(45)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倘若有一些书院一类的机构,退休老教授乐意在里面工作,乐意指导研究生,岂非两全其美?中国文化书院就有这样的导师,可惜格于现行的制度,他们无法指导博士研究生。如果有关当局本着改革的jīng神,授权给某一些有条件的书院,让已经取得带博士生资格的老教授老专家在这里指导博士生,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是一个大贡献吗?我个人认为,将来培养博士或博士后的任务可以分一点给书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应该承认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的资格,并且一视同仁地发给证书。这样一来,国家出不了多少钱,既调动了退休老教授老专家的积极性,又培养了高级人才,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岂非一举数得吗?

  4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的学者

  中国文化书院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导师,已经退休的和尚未退休的都有;海内外的学者都有,不限于华裔。同时也不时邀请海外学者来院做学术报告或参加座谈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学者中也有台湾学者。这在当前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言而喻。这样的工作由政府机构出面来做,不如由民间机构。原因是,这样可以绕开台湾当局制造的一些困难。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祖国统一。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来大陆的台湾学者,同大陆的同行们,共同在学术上切磋琢磨,互相启发,不谈政治问题,而心心相印。

  5书院可以宣扬中国文化于海外

  中国有极其悠久、极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全世界文化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近代以来,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是完全必要的。到了今天,我们qiáng调开放,其中包含着向外国学习,这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既然讲文化jiāo流,就应该在“jiāo”字上做文章。这并不等于要等价jiāo换,出和入哪一方面多了一点或少了一点,这无关重要。但是,如果入超或出超严重,就值得考虑。以我的看法,现在我们是入超严重,出几乎等于没有。难道我们都要变成民族虚无主义者吗?现在世界上许多文化先进国家对我国的文化,特别是近现代的文化了解得非常少,有时候简直等于零。这不利于国际大团结,也不利于我们向外国学习。可惜这种情况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国文化书院任务之一,就是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还将坚持不懈地继续做下去。我们绝不搞那一套什么都是世界第一,那是自欺欺人之谈。但也绝不容许中外不管什么人士完全抹杀中国文化的jīng华。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6书院可以保存历史资料

  从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来看,书院可以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做不少的工作。中国文化书院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记录口述历史;一是为老学者老专家录音录像。这都是有意义的工作,还带有点抢救的性质。这里的工作对象当然不是什么国家显要人物。但是难道只有国家显要才有被录音录像的资格吗?为这些人进行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完全拥护。为并非显要而在某一方面有点贡献的人,进行这样的工作,也自有其意义,这也是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所不可缺少的。

  我在上面从六个方面谈了书院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不会限于这几个方面,我不过目前只想到这些而已。归纳起来,我们这样说,在中国流行了1000年的书院这种古老形式,在今天还有其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取其jīng华,去其糟粕,利用这个形式,加入新的内容,使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88年6月24日写完

  第45章 漫谈书院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官,一私。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建为主,有时也有官方创办的。其特点是:在个别著名学者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从唐、五代末到清末有一千年的历史,书院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要谈中国教育史,要研究现在的教育制度,就必须着重研究书院制度。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的就有十一所,这些也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庐山国学,人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dòng书院的前身。陆游的《南唐书》中就有关于庐山国学的记载。总起来看,聚众讲学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有人认为,中国的书院源于东汉的“jīng舍”或者“jīng庐”,实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应运而起。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发展为白鹿dòng书院。除白鹿dòng书院外,接着有很多书院相继创建,包括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唯阳书院等,时有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之称。

  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发达,始于朱熹修复白鹿dòng书院,后来朱熹又修复和扩建了湖南岳麓书院。书院之所以发达,原因不外以下诸点:理学发展,而书院教学内容多为理学;官学衰落,科举腐败;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出书快而多的条件,而书院又以藏书丰富为特点。因此,书院就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书院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况又有了改变。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不重视书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间的情况就是这样。成化(1465—1487年)以后,书院才又得以复兴,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极盛。明代书院由衰到兴,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宣扬自己的理学,他们就在所到之处创建书院。明代末年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在这个书院里,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这当然要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年),太监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从东林,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统治者采取了对书院进行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令各省会设书院,属官办性质。以后发展到二千余所,数量大大超过前代。由于书院多数由官方操纵,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而也就没有活动。当然也出现过少数带有私人性质的书院,晚清的许多著名学者就在其中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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