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五堂国学课_季羡林【完结】(38)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我对出国留学的看法

  读了上面我写的那一些话,也许有人会怀疑我是反对出国留学的。

  不,不,绝对不是这样。我不但不反对中国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而且真诚地积极地希望和帮助他们这样做。不但年轻学生,连并不年轻的教员,不管是哪一门学科的,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出国看一看,学一学,时间可长可短,走的国家可多可少,访问和学习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多少年来,世界各国的人士都承认,现在的世界越变越小了。不但“jī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早已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连法显、玄奘、义净时代到天竺去取经要经过艰难跋涉,千辛万苦的情况,也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当今之世,出国千里万里,朝发夕至,人类连当年被认为是“天上宫阙”的月球都能够登上。要想再当井底之蛙,是绝无可能的。何况我们这一些在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学习和工作的人,更需要放眼世界,否则学习和工作都绝无前途。因此我才有上面说到的那些想法和希望。

  第38章 汉语和外语 (2)

  但是,我希望我们中国的老、中、青年的学者们,甚至包括一些学生在内都能够到国外去看一看,学一学,其目的同当前的人数不能算是太少的青年们努力通过托福和gre考试的目的是绝对不相同的,是针锋相对的。我希望,他们看一看,学一学之后还要回到我们的祖国来,用看到的和学到的本领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那些兀兀穷年,废寝忘食努力学习外语,通过必要的测试终于到了外国的青年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能拿到绿卡,放弃了中国国籍。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那样: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我是坚决反对和蔑视这种行为的。

  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放弃一个国籍,取得一个新国籍,这完全是个人的行动,并不是犯法的行为。可是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必须做具体的分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所谓“具体的分析”者,就是要看为什么,在什么时候,加入什么国家,放弃什么国家。这话太玄虚,还是直白地说为好。我不讲别的国家,只讲中国与美国。中国是一个穷国,而美国是一个富国,就眼前来说,这是最大的区别。嫌贫爱富,虽然说是人之常情,但是却一向为中国伦理道德所鄙视。西方国家的伦理道德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正常和正当的行为,别人无权说三道四。

  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其中我谈到,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养成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讲骨气,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存在决定意识,这两个特点也是中国历史存在所决定的。中国从先秦起,每一个朝代都有“边患”,也就是外敌的侵略和骚扰。这些外敌今天可能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在当年却是敌人,屠杀我人民,qiáng占我土地。这种长达几千年的外敌压境的情况,就决定了中华传统的爱国主义。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等家喻户晓的爱国人物,没有外敌的国家是不会产生的。

  至于讲骨气,则与此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外寇的斧钺前面,决不贪生怕死,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在别的地方,中国人也讲骨气。宁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几千年来在中国传为美谈。三国时候,祢衡击鼓骂曹;民国时候,章太炎赤足持扇胸佩大勋章站在新华门前痛骂袁世凯;解放前夕,朱自清忍饥不吃美援面粉,如此等等,都传为佳话,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硬骨头。

  眼前,我们国家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由于众多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国,人们,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工资极低,同国外比较起来,简直让人感到寒碜和脸红。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现象,将来一定会改变的。我们眼前的日子确实过得非常紧,可并没有看到哪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挨饿的。而且按照中国古老的传统,越是在困难中越应该显出我们的骨气。“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然而,可悲的是,这一个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能称得上独特的值得称扬的优良传统,今天已被许多中国青年人忘掉了,忘得无影无踪了。为了生活得好一点,多捞一些美元,竟忍气吞声心甘情愿地住在一个中国人被视为不知是几等(反正连二等也够不上)公民的国家里,天天吃着嗟来之食,我真想问一声:美国的huáng油面包你咽得下去吗?自己国家的事办不好,有骨气的人都应当咬一咬牙,排除万难,把自己的事办好,焉得厚着脸皮赖在人家的国家里不走!

  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加入外国国籍。有的中国人,虽然入了美国籍,但身在异域,心悬中华,想方设法,帮助祖国办好教育,搞好科研,希望祖国真正富qiáng起来。这样的人,在别的国家是极少见的。有的西方国家的人,一旦异化为美国人,就弃自己原来的祖国若敝屣,这同他们缺少真正的爱国主义这一件事实是密切相连的。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我对那些极少数身处异域,心悬中华的人,虽然有点尊敬;但是,我的尊敬是有限度的。在我的心理天平上,这种人同学成回国宁愿一箪食一瓢饮的人,分量是有相当大的悬殊的。

  语言,特别是外语的功能

  上面的话扯得太远了,还是收回来谈语言问题为宜。

  语言是什么?如果硬钻牛角,世界上许多语言学派都有自己对语言下的定义,我个人觉得,这些定义都有片面的道理,但都有偏颇之处。我在这里不是写论语言的专著,我想完全不理会那些定义,我想只用传统的对语言的看法也就够了,这种看法就是语言是人类jiāo流思想的工具。这是不是就是想说,只有人类才有思想,因而才有思想jiāo流的工具。也还不这样简单。人类中有哑巴一种人,他们无语言而有思想,想要jiāo流,只能靠手势。至于他们如何理解外在的世界,恐怕永久会成为一个谜。除非哑巴忽然能说话了,别人实无法越俎代庖。这问题我在这里先不谈。

  至于禽shòu有无语言,我知道,国外个别语言学家是主张禽shòu也有语言的。这个问题同我现在要谈的问题无关,我在这里也先不谈。

  我现在谈语言的功能,特别是外语的功能。对我们懂汉语又懂外语的人来说,同外国人jiāo流思想,外语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然而,我却听说,30年代一个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的公使(那时候还没有大使)只用一个意大利文相当于汉语“这个”的词儿,就能指挥使馆里的意大利工作人员完成他的指示。比如说,他指着窗子说“这个”、“这个”。意大利人一看窗子,如果是开着,就把它关上;如果是关着,就把它打开。于是任务完成,皆大欢喜。其余的事情可依此类推。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的公使先生以“这个”一词治大使馆,古今异曲同工,堪称佳话。然而外语之为渺乎小矣!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确实是事实。如你不信,我再举一个例子。50年代我随中国科学院代表赴东德开会,在莫斯科旅馆中碰到一位中国民主妇联的领导人,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她是从中国到日内瓦去开会的,孤身一人,一个翻译也没有带,而她自己又下那一位公使一筹,连外语的“这个”也不会说。然而竟能行万里路,从容不迫。我们私下议论,实在猜不透她在路上是怎样生活的。这也是一个事实。外语的功能又显得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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