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_季羡林【完结】(32)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几句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建国以后,周扬同志也说过几乎是同样的话,时代迥异,而看法全同,可见这几句话是符合真理的。山东大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师级的学者。这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山东大学最重要的原因。

  眼下,教师的重要性已为全国各大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所普遍认可。重金征聘教师的广告在各大报纸上随时可见。有的待遇高得惊人。但是,我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互相挖墙脚,我不敢苟同。我不希望山东大学也这样做。

  不这样做又当怎样呢?我个人觉得,大学有时候从外校进几位教师是必要的,这有利于人才的jiāo流。但是,想真正获得名师,甚至大师,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自己培养。我总认为,现在大学里教师提职提级的做法还有待于认真地改进。现在吃大锅饭的残余流风未息,余威犹在,这很不利于人才的成长。最理想的办法是公平合理地、实事求是地发现年轻有为的人才,然后加以jīng心培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待遇方面可以破格,在提级方面也可以破格。对他们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在业务上严格督促,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期以数年,必能有成。据我个人多年的观察,现在学生中和青年教师中确有特立独行有很大潜力的人才。千里马是有的,愿我们的学校领导都能成为伯乐。

  今年是一个新世纪21世纪的第一年,也是一个新千年的第一年。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好的。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亚洲的龙头,举世瞩目。在这样关键时刻,山大迎来了百年校庆。对人类来讲,一百年是高寿了。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讲,同国外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学校党委和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校长的领导下,我的母校将会有光辉的前途。我这个做了七十五年校友的老校友,从内心深处向母校奉献出诚挚的祝福。

  200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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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李长之(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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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季先生和汤用彤、冯至等人为抗美援朝做签名支持。这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政治活动。

  1958年,季先生在南口劳动。那是一个政治活动多过学术活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在劳动中要不断地“洗澡”,才能使思想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稍微了解我的jiāo友情况的人,恐怕都会有一个疑问:季羡林是颇重感情的人,他对逝去的师友几乎都写了纪念文章,为什么对李长之独付阙如呢?

  这疑问提得正确,正击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只能说,原因不在长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华同学。事情不能说是小事一端,但也无关世界大局和民族兴亡,我就不再说它了。

  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我刚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终日嬉戏,并不念书,也不关心别人是否念书。因此对长之的成绩如何也是始终不知道的,也根本没有想知道的念头。小学生在一起玩,是常见的现象,至于三好两歹成为朋友,则颇为少见。我同长之在一师附小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记得同他有什么亲密的往来。

  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视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响,语文改文言为白话。课本中有一课是举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骆驼”。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关心我的教科书的。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阿拉伯的骆驼”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后,他大为惊诧,高呼:“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刻就转了学,从一师附小转到新育小学(后改称三合街小学)。报名口试时,老师出了一个“骡”字,我认识了,而与我同去的大我两岁的彭四哥不认识。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级,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级:区区一个“骡”字为我争取了一年。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轶事吧。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不爱念书,专好打架。后来有人讲我性格内向,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但在当时,我大概很不内向,而是颇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个证明。我是怎样转为内向的呢?这问题过去从未考虑过,大概同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有关吧。反正我当时是不大念书的。每天下午下课以后,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砖的一个角落里,大看而特看旧武侠小说,什么《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说岳》、《说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几续,越续越荒唐,我却乐此不疲。不认识的字当然很多。秋妹和我常开玩笑,问不认识的字是用筷子夹呢,还是用笤帚扫;前者表示不多,后者则表示极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扫的时候居多吧。读旧小说,叔父称之为“看闲书”,是为他深恶而痛绝的。我看了几年闲书却觉得收获极大。我以后写文章,思路和文笔都似乎比较通畅,与看闲书不无关联。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是不是看闲书有百利而无一弊呢?也不能这样说,比如我想练“铁沙掌”之类的笑话,就与看闲书有关。但我认为,那究竟是些jī毛蒜皮的事,用不着大张挞伐的。

  看闲书当然会影响上正课。当时已经实行了学年学期末考试张榜的制度。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间,从来没有拿到过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无追求这种状元的野心,对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闲书照看不误。

  我一转学,就同长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毕业后,按常理说,我应该投考当时大名鼎鼎的济南一中的。但我幼无大志,自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报考了与“烂育英”相提并论的“破正谊”。但我的水平,特别是英语水平,恐怕确实高于一般招考正谊中学的学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讨了半年的便宜。以后事实证明,汶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场空”,一点用处也没有。至于长之,他入的当然是一中。一中毕业以后,他好像是没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齐鲁大学附中,从那里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但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却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华大学。我自己呢,正谊毕业以后,念了半年正谊高中。山大附设高中成立后,我转到那里去念书。念了两年,日寇占领了济南,停学一年,1929年,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转到那里,1930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于是,在分别六年之后,我同长之又在清华园会面了。

  长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来是走错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于是他转入了哲学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里,又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法文试卷。上面法文教员华兰德老小姐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熠熠闪着红光。这一次,长之没有说,法文不应该这样结构,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觉得自己的错误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了吧。从这两个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语言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只能有大失败。长之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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