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_季羡林【完结】(24)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儿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jīng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令人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然而也不至于挨饿。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处境相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爱好相同,又容易同声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其中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等。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但却常常会面,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有时在大礼堂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华”的匾下。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20岁左右,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我们经常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特别是古今文学家,直抒胸臆,全无顾忌。幼稚恐怕是难免的,但是没有一点儿框框,却也有可爱之处。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我们谈论《红楼梦》,我们谈论《水浒》,我们谈论《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语不惊人死不休”。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dàng。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儿也不脸红。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gān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gān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奥援,不走门子,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谁也别想往上爬。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阀的子弟,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毕业后爷老子有的是钱,可以送他出洋镀金,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饭碗问题”担忧,我们也曾为“毕业即失业”这一句话吓得发抖。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认识西谛先生的。

  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触,我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儿教授架子;他也没有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恶习。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既不装腔作势,也不以势吓人。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是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因此,我们在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他当时正同巴金、靳以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按照惯例是要找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量。他确实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些无名又年轻之辈,他也决不嫌弃。我们当中有的人当上了主编,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我们难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说老实话,我们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有点儿受宠若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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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谛先生(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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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季先生参加塔什gān亚非作家会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机会,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步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现在时过境迁,房子已经拆掉,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却是异常美好、至今难忘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屋子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总之,我们对西谛先生是尊敬的,是喜爱的。我们在背后常常谈到他,特别是他那些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更是津津乐道。背后议论人当然并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们一点儿恶意都没有,只是觉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他兼职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内城外。当时jiāo通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清华、燕京,宛如一个村镇,进城要长途跋涉。校车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时候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西谛先生挟着一个大皮包,总是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着深度的眼镜,跨着大步,风尘仆仆,来往于

  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我们在背后说笑话,说郑先生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可是他一坐上校车,就打开大皮包拿出稿子,写起文章来。

  据说他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爱书如命,认识许多书贾,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手边也不一定就有钱偿付书价,他留下以后,什么时候有了钱就还账,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贵的古籍,比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他有时候也用这些书去还书债。书贾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他什么东西都喜欢大,喜欢多,出书也有独特的气派,与众不同。所有这一切我们也都觉得很好玩,很可爱。这更增加我们对他的敬爱。在我们眼中,西谛先生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儿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时间只是不停地逝去,转瞬过了四年,大学要毕业了。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故乡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教的却是国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结合业务”,因此心情并不很愉快。在这期间,我还同西谛先生通过信。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我寄过一篇散文给他,他立即刊登了。他还写信给我,说他编了一个什么丛书,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没有去搞,所以也没有出成。过了一年,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很远的一个国家里去住了十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国内,有外敌入侵,大半个祖国变了颜色;在国外,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在国外,挨饿先不必说,光是每天躲警报,就真够戗。杜甫的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的处境是“烽火连十年,家书无从得”。同西谛先生当然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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