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_陈冠中【完结】(7)

2019-03-10  作者|标签:陈冠中

  《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04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jīng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台港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导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尤利西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生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bào,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2004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

  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04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BOBO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2008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惟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jiāo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82、85、89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

  惟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Batard Montrachet 1989和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1964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59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92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jīng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jiāo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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