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gān，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十三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
好，奋斗到六十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
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罚金二十元，市长拒缴。
消防队队长以十五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jiāo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像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dàng产不可!妈的!”
妈的!
人吃人的西方
离开小冷，往北就是历史古城威玛。走出火车站，回头看看;这虽是威玛，毕竟还是东德的威玛。火车站是个灰扑扑、陈旧不堪的建筑，泥墙剥落了，窗框的木头绽出裂纹。
迎面袭来的空气，混合着煤味和汽车放出来的废气，令人窒息。每条路都有工程，jiāo通因而堵塞不堪。车身布满脏泥，行人的鞋子也裹着一层泥。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机械在每条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个崭新的旅行社。
“能够帮我找个家庭旅馆吗?”
“我们新邦没有什么家庭旅馆，只有两种旅馆，一种很破旧失修的，您大概不愿住，一种就是观光饭店了，比较贵。”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您早来了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再过两年，”我说，“四十年的共产东德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我来得正是时候。”
她点点头。
“大象旅馆有一个单人房，没有浴室，九十块一晚。就在老街广场上，五分钟就到。”
五分钟其实走不到，因为要穿过无数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搁在人行道上，等着埋入地下。房子围上鹰架，等着翻新。地面上的砖块被掀了起来，等着重铺。机器隆隆地震着地面。
后共产的威玛，在机器声中震动。
古街广场上，工人在铺地面。整个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块一块的石头缀成。每一块石头，大约有两个拳头大，切割得不平整，显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铁桩，绑上细绳，铁桩和铁桩之间就拉出一条直线来。工人屈腿跪在地上，一手持锤，一手挑选大小适中的石块，把石块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起来;几千几万颗石块缀连起来，就成为一条当年走马车、现在行汽车的石板街。
几百年前路是这么铺的，今天还是这么铺，因为这是条老街。
进入老街之后，威玛突然换了面貌。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把斗篷和面具突然摘掉，露出风华绝代的真面目来。躲藏在陈旧的建筑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后面，是威玛光彩夺目的历史。
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huáng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