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chuáng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chuáng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
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
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chuáng老旧发huáng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jiāo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
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chuáng，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
河chuáng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jī皮疙瘩。
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chuáng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chuáng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chuáng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guī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 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chūn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qiáng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
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