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jiāo替，进退互助的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车翻倒在泥地里，尸体，人们说，刚刚运走，在东街上，我明明听见那jiāo通警察大声嚷嚷：不得了!八天里压死了六个人!这。也是你所说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内在的秩序。
小城里的人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愿太露的骄傲——衡东某个岩dòng里发现了谢灵运的题诗，是吗?谢灵运也来到这东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驻足相看?
迤逦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脚下的小城进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驴子放到一边吃草，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为了这些车辆，它必须铺下厚实的路面，那挑卖丝瓜的，背负米粮的，拖拉木材的，习惯赤足走田埂的人们，正揣摩着如何与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许多人未能避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令人哀恸;可是，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我跨上单车。向街心滑去;街上已经没有麻袋。
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qiáng。
一年之后，她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到了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还护着她，还有臂弯里又一个初生的婴儿，冬英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这淳安城的小姐于是卖掉身上仅有的huáng金，租了半爿屋子挡雨;买了些西瓜，剖成小片，让那军服尚未褪下的传令兵拿到港口去叫买。
冬英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
新安江的水啊，她絮絮地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冬英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我这个台湾的孩子，对长江、huáng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我都不十分清楚——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gān净的，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
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