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纪末向你走来_龙应台【完结】(46)

2019-03-10  作者|标签:龙应台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jiāo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huáng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qiáng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jiāo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huáng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gān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围着方桌打麻将, 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

  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 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láng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chuáng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

  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省给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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