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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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外jiāo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cháo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jiāo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
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
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打 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jī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bī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gān就gān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
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