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从海带手中接过樱桃箱子，提在手里，很沉，他握得很紧。
从西德到湖南衡山，两老有很长的路要走。
边 境
把护照从皮包里取出来，拿在手上，边境就要到了。
“报上说，七月一日起撤除所有边境检查，今天已经七月十五!”华德瞥我一眼。
我知道。昨天从东柏林来付车款的卡尔也说，边境已无警察，可是，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护照;这种犹疑不安的感觉，就好像被漏电的烫斗惊电过一次之后，人家告诉你，别怕，修好了，伸手摸摸看，你迟疑伸出的手，会发抖。
边境。
岗亭在，铁丝网在，电眼监视塔在，穿着制服的警察不在了。我们的车就这样流过去。
这已经是一个国家。
我想在路旁停下车，喘一口气，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
一年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yīn影下，人们畏缩而谨慎地双手捧上文件，让警察过目;警察像喜怒无常而权威至上的生死判官，看你一眼就让你惊退一步。你心里诅咒他，但你作出谄媚而顺从的表情，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不让你过境。恐惧使你卑微，使他蛮横。
一个月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yīn影下，人们把文件递出车窗，警察看都不看，笑盈盈地说：“欢迎：一路顺风!再见!”他很热情、很友善地和你招招手。
没有，警察并没有换，前后是完全同样的人。
今天，岗亭里只有一张空dàng冷落的凳子，坐它的人，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
站在路边，往天空眺看高耸的监视塔。我不知道烫斗为什么漏电，也不十分明白它现在又怎么不漏了。但手心里那被电麻过的感觉却犹深刻。
华德从公路休息站里出来，两手空空的，他摇摇头：
“边境没有了，东德可还是东德!餐厅早关门了，厕所也是坏的，不能用。走吧!”
酒 馆
huáng昏温柔的阳光笼罩着麦田，绵延不尽的淡huáng色的麦田。风chuī着起伏的麦làng，好一片静谧富饶的乡野风光，可是麦làng传来叹息的声音。这huáng澄澄的小麦不同于往年，或许不会转变成香喷喷的面包，而在麦地里让一把火烧掉。围墙拆掉了，受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四十年的集体农场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要和西德的农场竞争———竞争什么呢?西方的东西价廉物美，包装jīng致，没有人要任何东方的产品，甚至于jī蛋，人们只买西边的蛋，虽然明明知道，东德的jī还是在土地上游走啄食的自然动物，西德的jī却近乎技术控制的生产机器。
蜿转在乡间小路上，找到伊贡家时，天已全黑。推开车门出来，伸伸僵直的臂膀，瞥见夜空里满天星斗，摇摇欲坠。伊贡的房子透出晕huáng温馨的灯光。窗帘后人影晃动，笑语不断。
这是伊贡叔叔六十岁生日，我们这西边来的亲戚，显然姗姗来迟。
“就是这栋房子……” 华德在星光下端看这从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所有没见过面的亲人，都以这个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现实与梦境颠倒了，你知道吗?”华德在黑暗里轻声说，“对我而言，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从来不曾来过，却已深刻在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房子里出世……”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亲的城南小学，走过父亲赤足踩过的桐林小径，听见和父亲一样的乡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梦境和现实jiāo错的恍惚感觉，作为中国人，我知道。
“这栋房子是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出门打仗去了，没想到家乡也变了颜色，永远回不来。父亲就把这房子送给了伊贡，伊贡回送给爸爸的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情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
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草，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野草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jú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rǔ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bī真，令人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