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所亏欠于他的，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来偿还。神学家也别无选择。
樱 桃
爸爸妈妈要到湖南去修祖坟，先绕远路来看女儿。来到六月的欧洲，苹果还青涩地挂在枝上，樱桃却已沉沉地垂下，红艳艳地满树招摇。
似乎家家院落里都有株樱桃树，只有我们没有。其实也不需要，每一天，不同的邻居，送来不同株树上的樱桃，用篮子、陶碗、盆子、袋子装着。
樱桃得饱满丰润，得红里透着熟黑，摘了就得吃;过了水，隔了夜，就要烂掉。
上午，爸妈就着邻居的篮子吃樱桃，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没地方了，”我说，“院子里已经有苹果、李子、梨子、桃子……”
下午，爸妈手中捧着邻居送来的陶碗，边吃边说：
“你们院子里也该种一棵樱桃!”
晚餐后，爸妈托着邻居送来的木盆，边吃边说：“你们院子里也该种棵樱桃!”
我懂了。和对面的海蒂商量好，爸妈可以到他们的院子里自己去采樱桃。
“真的吗?”爸爸兴奋起来，就要夺门而出，被妈妈喝住：“慢点慢点!你不是说要带樱桃去给湖南的亲戚吃吗?我们应该等要上飞机的当天早上去摘才对呀，现在摘，过两天都烂了。”爸爸想想，“对，星期六早上再摘，到了湖南还新鲜……”
他不安地踱来踱去，从此就有了心事。爸爸，去温水池游泳吧?好，可是别忘了星期六要采樱桃呀!
爸妈，我们去巴黎看看吧?!好哇，可是回来之后要采樱桃哦!下雨了。哎呀，那树上的樱桃会不会被雨水打坏?
你说，邮差来了，他说，对，他知道我们要去采樱桃吗?你说，吃晚饭了，他说，星期六要早点起chuáng。你说，看看电视新闻吧!他说，还要带个梯子去，就怕钩不着。你说爸爸，马桶盖一定要盖上，因为你九个月大的孙子喜欢把脑袋塞进马桶里看水，他说，我知道，一定要带个大桶子去装樱桃。
不管怎么样，星期六还是到了。好像还是正常人都该在chuáng上的时辰，听见楼下窸窸窣窣的窃窃私语：
“梯子在哪里?篮子呢?你拿的是什么?”
“不必叫醒他们，我们自己去吧!”
总是爸爸的声音，很沉着地指挥着，妈妈却不怎么说话，只是不断发出叹息和呻吟。她显然不太情愿。不知为什么。但是四十年的夫妻常律，使她虽不情愿，却不能不从命。
大门碰地一声关上。
我披上层楼，赶到窗边往街上看。
空dàngdàng的街上，七十三岁的老爸爸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大木梯，膀子上还吊着一个小木凳;六十五岁的妈妈左手提个菜篮，右手挽着个大木桶。
他们在街心站着，露出茫然的神情。
“你说是哪一家呢?”爸爸问。
“我不知道，”妈妈说，“同你讲等到女儿起来再问，你不肯，你——”
“她说对面，就是对面嘛。我知道对面那一家有棵樱桃树。”
“我的天哪，真是，这里哪一家没有一棵樱桃树啦。我问你，对面对面，是左手边的对面还是右手边的对面，你怎么知道?我问你。”妈妈的声调越来越高。
“不会错啦，一定是那一家，”爸爸随手一指，开始向前移动脚步，“不会错啦!”
“万一错了———”妈妈气急败坏起来，gān脆开始往回走，“人家把你当贼看，看你怎么办!我不去，不去了!”
抱着梯子凳子的爸爸也犹豫起来。孤苦伶仃地立在街心。
我把身子伸出窗外，“就是那家白房子，从后门进去，不要把人家吵醒了，他们院子里有长梯。”
两老的背影没入树丛。这一去就是两个小时，怕是在樱桃树上边采边吃边聊天吧?我去瞧瞧。
院子里两株樱桃树，老人家一人霸占一株，攀在梯子上，全神贯注在采果子;桶子和篮子已经盛满了，只是我不知道，桶子里还有大塑胶袋，大塑胶袋里还有小塑胶袋。爸爸显得意志坚定，一定要把每一个袋子都装满。
“这么多，怎么带得动?”
“你不知道啊，”老人头也不回，“湖南亲人多。上次我们回去，看那边只有一种水果，就是西瓜。这次带点自己亲手采的、新鲜的德国樱桃，让大家都分享一点，也是人情。我们不能老带几大件、几小件回乡，一点樱桃也是一番心意，懂不懂?”
帮两老搂着、抱着、提着、背着樱桃回来，樱桃树的主人海蒂也跟着闪进门来。
她手里有两个硬纸盒，纸盒里有一大捆细麻绳，附带剪刀。海蒂跪在地上检视樱桃，把坏的一个一个挑出来：“有一个烂的都不行，会把好的也传染烂掉。”
“海蒂，”我问她，“你找到新的清洁妇了吗?”
“还没有。”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上次那个——南斯拉夫人大不可靠，那个波兰人又不彻底，真头痛!”
“现在东德开放了，那边失业问题又严重，或许你可以雇个东德女人，想过吗?”
“当然想过，”海蒂捧着好的樱桃，小心地放进纸盒里，“不过，你知道吗?
用一个东德人，我心里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我有点惊讶。
“总觉得好像，好像——”海蒂捡起一个坏了半边的樱桃，把好的一半吃掉，“在趁人之危剥削他们似的。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利用他们低薪资和失业问题来廉价雇用他们，总觉得心里有愧似的——好像对他们有所亏欠……”
“你这种感觉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不是吗?海蒂，”我说，嘴里吃到一颗极涩的樱桃，“东德人和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一样，并不特别尊贵。如果自由市场经济使一个东德人觉得打扫一小时赚十五马克是个好工作的话，他就可以做，你只是雇主，没什么亏欠或剥削的，是不是?”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感觉不安……”海蒂把纸盒封起来，“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qiáng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爸妈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只是站在一旁惊异地赞赏海蒂使用麻绳的技术。麻绳在纸盒四围绕来绕去。海蒂打了个漂亮的牢结之后，一反手又编了个顺当的提手。
老人家发出不可置信的赞叹。
两箱红艳樱桃，扎得稳当结实，“一路到中国故乡，绝对没问题!”海蒂得意地说，“知道吗?这扎绳的技巧是我从小跟母亲学的。小时候，妈妈三天两头地把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一盒一盒装起来，寄给波兰和东德那许多无法探望的亲戚。
从咖啡到小孩牛仔裤，样样都寄。小时候看妈妈结绳，大起来就轮到我自己打包裹、寄东西了。一直到柏林围墙塌了，我们才停止。你看，扎了几十年这样的包裹，怎么能不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