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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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 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làng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rǔ了犹太人。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qiángjian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qiáng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qiángjian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地钟情和留恋于qiángjian她的日本恶兵……
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三村正chūn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chūn帆依旧在》，一九八○年洪范出版，一九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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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qiángjian的犹太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留恋于qiángjian她的德国恶兵……”
你能想象后果吗?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rǔ，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qiáng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谁的公园?
在遥远的异国，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台南纺织公司董事长吴修齐，为了纪念双亲逝世四十周年，捐资一千五百万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园内兴建念慈亭、念慈桥，还有颐和园的水泥仿制等等。对于外界反对的说法，吴修齐说，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席邱创焕已经“慨允题字”。
中山公园究竟是属于谁的?公园的用途究竞是什么?
四十年来，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锢之中，政治人物将他个人的形象、意志、心态，透过各种方式，qiáng加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领域里。十字路口、校园、山头、公园，无处不是政治人物的铜像。墙上、窗上、街角、桥头，到处都是政治人物的语录。汽车里、火车上、收音机的微波里，挡都挡不住政治人物的声音。属于大众的空间和属于私人的意识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qiáng大的渗透力霸占着、控制着。
但那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地努力和挣扎，正从政治的五花大绑中脱身站起来。
接下来的，难道竟是落入金钱人物的五花大绑中吗?吴修齐有什么权利将他个人的心念qiáng加在大众的空间?你说，因为他有钱。好，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让王永庆在垦丁公园内设置一个纪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妈、表嫂)的大石碑呢?蔡万霖是否可以在溪头和阿里山头铸个世界第一大铜像来取悦他的妻子、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万元对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湾有钱人多得是，更何况，让我们眼光放远大一点，如果日本的国际企业董事长希望在玉山公园建一座小庙，小小一座就好，来纪念他二次大战中的亲密战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万元的十倍。如果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顶端立一尊狗的石像，来纪念一只失去的宠物呢?钱，他付得起。
中山公园属于台南全体的居民，它属于大企业的董事长，也属于夜市场卖“棺材板”小吃的摊贩。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也不该有权利“租界”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公园外的世界，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草，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gān净的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一个公园，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个有钱人的双亲或配偶。
一个公园，里面唯一的铜像是擎天的树gān，唯一的亭台是绿针的覆盖，唯一的字是鸭蹼在泥地上走过的痕迹，唯一的复制品是喷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纪念意义，是“人来自大自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