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车付费，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狗屎捡进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子让给你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的人，在说“再见”
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
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冻着冰冷的距离。
于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间玩躲猫猫的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间隔坐进车为我们带路的女人，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luǒ着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像一个蓄满了水的气球，而有落地就要炸开的饱满沉重。
人的味道，真好!
huáng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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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辑二 都是过客
一个美国人死了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bào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bī问阿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
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
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
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
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qiáng调了日军的bàonüè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nüè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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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