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
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gān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
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说这只为台北的烧饼油条而回来那样单纯痴情，便太矫情。至于说自己若想入美国或德国籍，是易如反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这样的大话，实在更不应该说。
龙应台得天独厚，聪明慧敏。她过去十年的写作，不论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其感性之笔，时有振聋发聩之功，非常可佩。她对台湾的关心与爱心，绝不是只为“卑微的个人服务”;“使命感”、“奉献”不正是你使我们拍痛了手的原因吗?你说呢，龙应台?
第18 节 诗人刚走，马上回来
我生活在一个传统无所不在的国家。在这里，两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好像只是出门到巷口买个报纸，马上回来;他桌上的茶还热着呢。
1997 莱》诗被舒柏特谱成歌曲，连中国的孩子都会唱。1997 年，德国人用一整年的时间在纪念诗人两百岁的冥诞：海涅朗诵节、海涅学术研讨会、海涅音乐会。
1997 上，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舒柏特的传记被制成书籍、录音带、CD、
广播剧、电影。整个德语世界从城市到乡村的音乐厅里，响着舒柏特的小夜曲，jiāo响乐，民歌。1997 年是舒柏特两百岁的冥涎。
1998 是这位剧作家一百岁的冥诞。他的剧本在大大小小的剧场巡回演出，他的作品在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中让专家们争来辩去，他的生平轶事占据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与布莱希特有关的书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国际书展中去占一个特别尊贵的位子;中文读者对他当然不陌生，布莱希特的《四川来的好人》在世界文学里太有名了。
1999 日，比庆祝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都要认真而隆重：明年是歌德两百五十岁冥诞。法兰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将是张灯结彩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经拨下约一百万美金预算，觉得还不够，转向企业界募款。
德意志银行马上捐出六十万美金，商业银行也贡献了十几万。别的捐款源源而来。明chūn4 月，“歌德的散步”开始庆典的序幕;人们从歌德的老房子出发，沿着莱菌河，踩着歌德当年的脚印，走到他爱去的“磨坊”酒馆。古意盎然的酒馆就在河边，有老树垂柳围绕，几乎一石一木仍是旧时颜色——好像歌德离开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买份报纸罢了。散步途经的延绵数公里，会有一路的户外雕塑展和画展，还有歌德诗歌的即兴朗诵。
两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个大旅行家了，坐在马蹄达达颠簸不堪的驿车里，游艺欧洲。1999 年的“诗人之旅”将由火车把歌德的崇拜者从法兰克福载到歌德曾经云游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意大利的佛伦那。8 月28 日，歌德的生日，是整个庆典的高cháo;“歌德文学奖”要颁发，朗诵会要举行，法兰克福要变成一个歌德城。事实上，一整年都是歌德年：社区图书馆会举办各种歌德讲座和诗歌朗诵，博物馆有各形各色与歌德有关的特展，现代美术馆预备把整栋建筑的外表画成歌德风格，其他美术馆将联合起来展出“1770 年的欧洲”，把歌德时代的艺术、音乐、文学、服装、建筑、家具，也就是说，把两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个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现出来。
平常，有学问没学问的德国人就喜欢动不动背上几句歌德的格言作为教养的装饰，玻璃书柜里当然得摆着jīng装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烦死人了，举国上下都要谈歌德，谈他的情诗和抒情诗，谈他的妻子和情人们，谈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厌烦呢，还是嫉妒?让我想想，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镜花缘》)、陈端生(《再生缘》)，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难道他们不是到巷口去买报纸，茶还热着?我承认我嫉妒，而且有点儿莫名的辛酸。
(原载1998 年4 月14 日《文汇报·笔会》)
第19 节 小城思索
——1——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
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2——1770 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jiāo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jiāo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
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yín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pào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 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 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 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 年，席勒来到魏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