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失忆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làng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
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
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luǒluǒ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译本我?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
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万水，看见huáng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dàng回旋的làngcháo，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jīng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汽车横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
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gān杯吧，托玛斯·曼!
1996 放逐与自我放逐——何怀硕龙应台女士《gān杯吧，托马斯·曼!》
一文用到“放逐”两字，大有分教。
“发配沧州”、“流放西伯利亚”或“贬谪cháo州”等不同情况的“放逐”，都有某些共同本质。放逐是掌权者对仇人、异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惩罚之一种，由不得被惩罚者选择，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后边鄙，便是蛮荒鸟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专制或bào政之下，被放逐者多为才人志士，受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bào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多以美、法等富qiáng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
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
的第三种。即是在前面两种坚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出，志行之高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