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 年日军犯台、1860 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 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第14 节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我接过书翻翻;1903 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 年8 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chuáng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也许该从1792 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
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jiāo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jiāo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
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pào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pào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pào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 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 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Atwater 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 年8 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
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 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she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jīng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jīng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 世纪的90 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
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