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jiāo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cháo”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làng。不习惯人cháo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cháo，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
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
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gān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chūn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
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王却摇头：“美则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cháo汹涌。暮色中，朋友们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而那根本不是什么“杰出成就”。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和“非我族类”
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视他的眼睛，认出他独特的个人面貌。WolfgangBauer 所为，不过如此。
后记：对欧洲人的批评，我想，用欧洲人的语言写，比较有对话的可能。本文原为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中文版为适应国情，稍有修饰。
(原载1997 年7 月31 日《文汇报·笔会》)·德国读者回响·中国人以为西方就是美国——赫曼·哈特曼龙应台对德国人亚洲观的批评当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只批评德国人就未免片面了。对于异族文化的无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们若知道许多中国人，甚至教育水准高的中国人，怎么看德国人，准会极不愉快地大吃一惊。
我在台湾读书和在中国大陆旅行时就发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起源，而所有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依附于美国。
把整个西方简化为美国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深感受挫。
这当然也不必苛责。只有在有了实际接触之后，认识到对方的烦恼和愿望、梦想和期盼之后，我们才能看见群体中的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
无知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平等。
遗憾的是，许多在德国公司里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承受德国人指摘他们“忠诚不够”，一方面要防御来自中国人的同样的批评。文化的误解很难厘清。
第12 节 一本书的背后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 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 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 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