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
“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qiáng势西方文化作平等jiāo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 年11 月号)
第1 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 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làng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
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bào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 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
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 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 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 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 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 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
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 年代，才发觉80 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qiáng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
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 年1 月1 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 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jiāo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