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_王安忆【完结】(52)

第五组我要借用一些戏剧和影视做例子。首先是美国现代话剧《黑人中士之死》，剧本曾在《外国戏剧》上发表，不久前上海戏剧学院排练演出了。这组作品我是用来谈民族的问题。它的故事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一个黑人士兵的营地里发生一件谋杀案，一个黑人中士被谋杀了，上面派来一个白人军官调查这个案件。在广泛调查后他发现这个黑人中士几乎是所有人的敌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以qiáng力压制他的士兵表现出那种属于黑人民族的来自他们的家乡非洲的特性。比如他们连队里有个男孩子，是从南方过来的，他非常喜欢唱黑人的歌曲，中士也喜欢听，听他的歌就好像回到了家乡，看到了非洲，看到了黑人集居的南方，会有很多怀想，可是他极讨厌这个男孩子，无故地关他禁闭，罚他，因为他觉得他唱那些歌使他太像黑人了。他也不喜欢老是黑人和黑人在一起，说粗话，开玩笑，打棒球，唱歌跳舞，他要他们向白人靠拢，受教育，有礼貌，举止文雅，因此被黑人士兵视为背叛，最终杀了他。结尾是非常微妙的，这个黑人连队被批准参加太平洋战争，整个连队都为这个批准激动而歌舞狂欢，他们虽然不像他们的中士那样自觉地认同以白人种族为中心的美国，可是当他们能为美国去战斗的时候，却表现出qiáng烈的自豪感。这是一个非常国家主义的戏剧，软弱民族被qiáng大民族吞没似乎势不可挡，黑人中士实际上是黑人里的jīng英，他最早认识到一个弱民族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因此他非常qiáng烈地渴望靠近一个qiáng民族，被它接纳，与它汇合。这个故事所唤起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东西，它是一部机器，冷静，严谨，甚至残酷，但是它是一个有效的组织。而民族是情感的源泉，它和血缘、家乡、亲情、生命的根有关，它是一种自然状态，在qiáng食弱肉的生存竞争中，我们必须要组织成国家才能生存，然而，在归属国家的同时，民族则面临被取消的命运。第二个作品是一部澳大利亚电视剧《情归何处》。故事是说澳大利亚白人的教会组织办学校，专门驯化土著孩子，他们从各个部落里用糖果把孩子引上直升飞机，带到学校里，集中进行教育。他们设法叫孩子忘记他们土著的语言、宗教、习俗，同时灌输现代社会的文化将他们培养成文明人。这对孩子们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他们和父母分离，背弃他们的图腾，须克服巨大的恐惧，并怀着难以消除的犯罪感。然后有个女教师进了这个学校，她目睹了这一切，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她感觉到不公平和不自然，她认为再弱小的民族都应该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任何一种文化都与人性有关，都具有人性的价值，最后她就帮助这些孩子逃跑了。在这部电视剧里，种族上升为文化，跨越了国家，它带有种族乌托邦的色彩。但艺术和现实的可能性无关，它讲的是抵达jīng神高度的可能性。然后我要谈到《印度之行》。它写一个年轻的英国姑娘和她未来的婆母去印度看她的未婚夫，他是英国驻扎殖民地印度的高级官员。她们在印度感受到当地人的质朴和热情，便也报以善良和友好，在那些驻留印度的充满傲慢偏见的英国人中间，她们显得特别的不一样，她们的随和，宽容，富有同情心，受到一名印度医生的热烈爱戴。这名医生受过英国教育，学的是西医，对他落后的祖国有着怒其不争的感情，对西方的进步抱着赞赏的态度，但对于它们的殖民政策则是反感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又怀有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他对这两个女士非常好感，十分殷勤，为她们安排了一次具有历险性质的旅游，就是到一个著名的神秘山dòng去，那山dòng里有着奇异的回声，传说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经过紧张繁忙的准备，终于成行。然而在山dòng里却发生了传说中的不可思议事情，英国姑娘突然间极端恐惧的奔出山dòng，而身后则跟着印度医生，于是，印度医生便以企图qiángxx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这是一个悬念故事，但重要的不在于悬念。这起案子有一个有力的证人，就是姑娘未来的婆母，她虽然没有目睹山dòng里的事件，但她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证明印度医生的人品，是具有说服力的。而此时，这案子已激起民众的反英情绪，酿成事端，她的作证可说事关重大，不由陷于犹疑，最终，她在一个长老的影响下，于开庭前夜离开印度，从法庭缺席。这长老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印度教的一个首领，他深谙东方哲学，他认为世界万事都有着必然性，所有的偶然都是暂时的表面的效果，所以行动是无意义的，不自然的，甚至会影响事物的真相。

他说我们印度有条河则恒河，我们的人死了就放在河里，漂向永恒的归宿，无论现在是怎么，最后大家都是一条河里的生命，都是顺流而下的。在这种不承认偶然性，认为一切结果都是必然的思想感染下，老太太在开庭前走了，当她的火车经过一道山壁，暗夜里看见石壁前有个人向她举手致意，就是长老，他认为老太太终于领悟了真谛。这里讲述的已经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差异，而是文化的较量，这是两种对立的人生哲学，一种是西方的jīng神，一种则是东方jīng神的。前者充满了行动，是注重现世的，它相信偶然性，相信人是可以抓住国会改变历史和存在，因此他们占据了qiáng者的位置，在世界开辟了一系列的殖民地，但他们无法战胜死亡，恐惧虚无。后者只相信事物的必然性，只关心终结，过程都是转瞬即逝，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在玄思中漫游，获取着心灵安宁的快乐，但由于他们的惰于行动，只得落入被殖民的地位。电影没有给两种哲学的对比作出回答，就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山dòng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它的问题虽然也是从国家和民族出发，却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内容，走近了人的本身，它问的是生命的存在和jīng神的内容，什么才是生命的最需要。不管这世界容忍到什么程度，后现代理论怎么扫dàng一切差别，人的询问总应该是一步深人一步。

我再要提到别的门类的东西，比如杨丽萍的舞蹈。那年夏天，这个云南的舞蹈家到上海来演出，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使我震惊的是她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汉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我们汉族人表现下雨，一定是拿把伞跪拿个斗笠，表示我们人在雨中的情形，可杨丽萍不是，她用人来表现雨，人就是雨，最后她才把斗笠戴起来，变成人，走进雨里去了。她表现火，不是表现人在火里或者人在火旁边的景象，她本身就是火。她表现月光，她则是月光的受体影子。她不是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表现自然的本身。我真是有种绝望，我们这种人总归是回不到自然去了，我们老是说回归自然，这口号正说明我们和自然的距离，而杨丽萍却是和自然一体的，她和自然合二为一，是个非常整体性的存在。这种自然人的境界，也许只有像杨丽萍这样，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偏远地区生长的孩子，才有可能生而俱来，它不可能是后天形成的。也因此，我很难在小说中找到这样的自然的境界，因为小说的材料本身就是文明的形式，不像舞蹈和音乐，它们的起源是在人的初民时期，比较接近人的自然性。现在才能提到小说，就是王蒙的《蝴蝶》。它写的是一个老gān部从理念的生活回到感性的生活里去的经历。这个老革命。的妻子，是他进城后结识的一个女学生，是个非常有天性的女性，她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充满了来自天性的热爱，但是这些感情都被她当官的丈夫忽略甚至扑灭了，他觉得这种感情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是私人化的，应当从属于广阔远大的社会生活，就是他所服务的那种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办公室里，从早到晚电话响，然后坐着车，跑来跑去，没日没夜。忙什么呢？到某地开会动员，制定生产指标，统计完成数字，就是这样一个由报表、数字、会议的报告，秘书的电话组成的世界，生活就是通过这些抽象的东西传达给他，渐渐的，他便失去了对真实的生活的感受能力。妻子与他的隔阂越来越远，终于和他离婚，他又重新结了婚。到了文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被打倒，孩子同他划清界限，妻子改弦易张，他被放逐到农村，成了一个老农民。然而，就是在这场钙劫之中，他不期然地进入了真实的生活，重新发现了自己。徒步走路爬山，他感觉到自己的脚，站在公路旁边看着小汽车开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眼睛，他烧饭，发现了自己的手，他接受帮助或者遭人拒绝，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他所有的感官都回来了，自己能感觉自己的心跳，自己肌体的活力。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四人帮打倒后，他又官复原职，回到报表、数字、工作报告的生活里，他非常怀念原来那种感性的生活，于是他自己搞了一次活动，没带秘书也没带小车，徒步回到他下乡的地方。一路上，他忽然发现，在这个人力已经参与改造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带有一点社会性的防身武器的话，简直寸步难行，他的手和脚似乎都被缚住了，行动受到障碍：拥挤、肮脏、不讲理、买不到车票、吃不上饭，等等。一个社会人要去寻找一个完全自然的生活，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妄想。因此当他再回到办公桌前的时候，他想的是：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他必须努力的工作。这就是王蒙和杨丽萍的不同，杨丽萍生来就是个自然人，人和山、水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体的。而王蒙知道人和自然的分离，知道分离的现实不可避免，但他认为人有力量再去创造一个自然，王蒙期望的自然是经历了理性的过程，是人的自觉性所为的自然，它更具有人性的复杂性和悲剧感。而电影《霸王别姬》的人性理想却是反自然的，陈蝶衣这个人物承担了这个理想。他是个旦角，他完全把戏台上的生活当作他的生活，尽管人的命运是受着戏台下生活左右的，可他到死都不承认这一点，执着地生活在戏剧之中，毫不畏惧那种存在的虚无。他不要性别，不要爱情，他只要做一个舞台上的虞姬，当他的搭档段小楼和jú仙结婚，去过世俗生活的时候，他的愤怒和伤心不是由于失去友爱的伴侣，而是失去了那个戏台上的伴侣，他对着jú仙，满怀轻蔑问了一句，“你会唱戏吗？”以为就此可将jú仙击败，可事实上，失败的是他。他永远找不到一个同伴，没有人可能始终陪伴他生活在那么一个虚无的世界里。这个虚无的世界我以为是高于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