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_王安忆【完结】(2)

2019-03-10  作者|标签:王安忆

第一讲 小说是什么?

按:此系列系著名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课时的讲稿,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王安忆对小说艺术有独到的感悟和理解,将小说定义为在现实世界之外筑造出的“心灵世界”(这对于理解其他艺术形式都有深刻启迪)。讲稿既有理论上的解说和分析,也有从创作论和鉴赏论角度的评述,鞭辟入里地评析了小说的创作动因、途径和艺术。

我来复旦大学讲课心里也颇惶惑,我不知道我能否讲好,但我会尽力。这十几周课我想用来探讨一个问题。这问题虽则简单,却也是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这便是:“小说到底是什么?”我的问题并非针对其在社会上的功能,并不是问它的社会位置是什么,而是它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它本身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开这门课,而不愿以一种讲座的形式。有许多大学和文学社团常请我去开讲座,我一般都拒绝。但我接受复旦的邀请,来此花很长时间开一门课程。动机何在?

我时常在想,我们这种人,也就是我们这种写小说的人到底在gān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位置非常奇异。当有政治运动,特别是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我们常会成为枪,或者靶子,批评的对象或批评的工具,总是这种作用,逃脱不了的作用。历来的运动中,作家正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很难摆脱,尽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办法去摆脱它。在文革之后,“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我们成了民众的喉舌或心声,当民众感觉到有话要说,我们便抢在前边说了。那个时期现在有许多人将其定位为中国文学的huáng金时代,有那么多人读小说,而且几乎每篇小说都会引起qiáng烈的反响,许多话都靠文学说出来,比如话剧《于无声处》,你们复旦的一位校友卢新华写的小说《伤痕》,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等等。翻开1978年的获奖作品,全是那些说出了人民心里想说但是不知道怎么说,而且说不好又不敢说的作品。那时候的作品很过瘾,很痛快,当之无愧地成为民众的喉舌。今天,我们小说家还被赋予一种心理医生的功能,恐怕每一位作家都会受到读者这样的要求:希望你能解答一下我的问题,生活当中,人生道路上碰到的难题。在这种种情况下,作家的角色有点类似于社会学家,似乎作家有必要对这社会上的许多问题负责任、作回答。

这种情况下我经常会想: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到了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之下,各个领域里,市场占了主导地位,市场怎么说呢?它引起了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深沉思考,他们有时痛恨这个市场化的社会,因市场的实用性贬低了思想的无形价值。但我个人以为,市场化倒是把很多问题简单化而且本质化了。市场概括了民众中大多数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比较地贴近其个人自身的需要,日常化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不妨可以从市场角度看看,哪几类文学作品、哪几类小说的销路比较好?也就是比较为人们需要。看清市场的要求也许能使我们看清一些东西。在市场背景下,最走红最受欢迎的是两大类作品:一类为纪实类作品,另外一类是言情、武侠、推理类作品。也就是说前者是完全真实的,后者是完全虚假的。这两类作品其实都是满足了人的猎奇心理,前者因其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我们对它的“奇”的要求相应地降低了,不会要求它有特别的、过分离奇的形态,一些平凡的事情,因我们知道它是真实发生的,于是就变得奇特了。第二类作品,言情的,像琼瑶的小说,武侠的如金庸,推理破案,科学幻想……就更好理解它满足人做梦心理的功能了。生活如此乏味和枯燥,几乎每一步都是按部就班,安排好了的,没有意外之笔,此类作品就提供了梦幻。琼瑶小说说到底就是灰姑娘的故事,出身贫苦的女孩子,最后找到她的白马王子,同时拥有了财富。她的小说路数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来自于特别的阶层,但我们都有一种遭遇奇迹的希望。而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就更为离奇了,他们个个是超人、是异种,很满足人的英雄心和探险心。推理小说亦很刺激,它使人体会到恐怖的快感、悬念的快感和最后谜底揭开的愉悦。也是对平凡生活的挑战。

通过市场的需求,我反倒看见了文学的某一层真实面目,开始接近于事物本身。市场使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我们可以批评市场的格调不高,可以说这种倾向不好,它迎合了小市民庸俗心理,可是在它将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的时候,作家脱去了一件外衣,一件社会学者的外衣,我们成为了制作人,制作小说。至于制作什么样的小说是另外一件事情,然而,事情一下子变得清楚和单纯了,就是说它告诉我们:你们不是人生的良药,亦非人民的喉舌,你们只是制作一样东西的创造者。然后再是:当我们在制作文学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我们制作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事情变得比较清楚,而且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它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并不是一种特异的功能,要来谈文学并不是特异功能者所作的一次带功报告,表演和启迪一下奇异的功能,不是这样。文学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它有它的道理,有它特定的技巧和技术。我现在便很想谈一下这其中的技术问题。我不怕别人对我的问题反感,我就要这么直接地说,我今天在这儿来讲的是一个技术问题。困难在于小说这样东西,它的技术和材料同我们日常生活贴得非常非常近,这我会专门地开一堂课来讲。

我觉得它的困难在于它和我们日常生活贴得太近,小说使用的语言是我们日常的说话,我们怎么区别这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而不是小说里的话?我们小说里需要故事,这是一定的,我觉得小说一定要有情节和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要赋予它人间的面目,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重话,不是一个民间传说,它是小说,它要求一个写实的面目,人间的面目,所以它非常容易和我们真实的生活搅和在一起,非常难以分别其独立性。我觉得这里面有着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我到复旦来所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要把它理出个头绪来。这就需要一个学期的课程,而不是一次启迪心智的讲座。

现在我就想言归正传。

我刚才已经说过,来此开这门课我的题目是“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什么?我会举出很多书作例子,我将分析这些例子。一般我都选择名著,我将以我的方式分析这些名著,来证实小说的技术性。今天第一堂课我只是想用语言作一个描绘。我想先从否定的方面来描绘一下,就是说:什么不是小说。然后再描绘什么是小说。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小说,我们一般对小说的要求,还有我们心里面常常以为的小说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常常会以为,实际上也变成了一个较为长久的认识,觉得小说反映真实,反映现实。那么,我就在想,如果小说所做的是在反映真实,反映现实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小说呢?已经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已经有那么多学科来直接描述现实了,为什么还要小说呢?我们常常评论一部小说,给它很高的评价,就说它是历史的长卷,它反映出了我们几十年的,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我们常常会用“史诗”这个名字,去给我们认为最好的小说命名。但为什么小说不是历史?再换一句话,是不是说,小说是以具体生动的面目反映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裁定小说的价值?我们应当从哪一面来检验其价值?是在于生动的面目之下的深刻广阔悠久的历史意义,我们又为什么不直接地研究历史,而要用小说?如果价值在于其生动的面目,那么这生动的面目,又是什么内容?这句话绕过来绕过去,又绕了回来,到底小说是什么?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也实在是被bī得没路走了。为什么说呢?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以为真实,是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在文学走过了一个相当长久的虚伪的道路以后,我们非常重视真实,真实是我们的理想。文学,好像其理想是真实。我们花了许多力气和代价去争取到小说的真实,可今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是,真实是否真的是小说的理想。张艺谋的电影《秋jú打官司》,它真是真实,它用当地的群众作演员,说了本土的地方方言,他让大明星巩俐拼命靠近生活。它已经把生动的面目这一层上的真实做到家了。我们如果说小说是用生动的面目反映深刻的历史的话,张艺谋,不管怎么说在生动的面目这一层上真实到家了,他不能再真了,电影的材料要比小说具象和真实得多,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接下来更进一步的,出了那么多纪实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打击也是非常大,譬如说《毛毛告状》。去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搞的这部纪录片,我觉得它真的是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具有着真实的价值,它的真实把我们很多虚伪的东西,假的东西,错误判断的东西,都推翻了。譬如说它跟踪追拍的那个女人,毛毛的妈妈,她到上海来做短工,和一个残疾的男人有了这样的关系,然后生了孩子,那个男的却不肯认这个孩子,她就抱了孩子到上海来找,一定要孩子的父亲认她。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们小说和电影中很多的这一类,我们所谓的农村小保姆的形象,曾经有一部电影,得过“金jī奖”,叫《huáng山来的姑娘》,它所描绘的那个女孩子,那么温顺、那么贤良,逆来顺受、忍rǔ负重,最后回到农村,得到自己应有的幸福。而《毛毛告状》这里面的女孩,全然不是这样子,她非常勇敢,她豁出去了,她才不管自己的形象如何,她就是要向这城市讨还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毛毛告状》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真实”,很多都是出毛病的。你们看,在生动的面目下的历史事实,人家纪录片也真实到这份上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到头来还是那个问题:小说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假如我们所做的不是说一定要反映真实的话,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并不是制造伪善,也不是制造虚假,这一点很清楚,但我们也不是制造真实,那我们究竟要制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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