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祖制的空壳
朱元璋对自己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经过自己这颗超级大脑几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这些“祖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改进的余地了。他不放心后代们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qiáng调，他留下的这些规矩，一个字也不许改。他嘱咐后代们“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实录》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五）。
那么，这个“祖制”，被他的子孙后代们执行得怎么样呢？
几乎明代每一个皇帝都要反复qiáng调自己对祖训的恪守之诚。如明宣宗就说：“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往多有可鉴。”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训，更是神魂飞越，推崇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一塌糊涂。天启间潘孔壁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创制立法，至jīng大备，明明典则，贻厥子孙……真万代之guī鉴。列圣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来，海内晏如……实我皇祖德泽，法度缠绵而巩固之……我皇祖经世大法，该而核，简而要矣！
在这样qiáng大的恪守祖训的政治传统之下，表面上看，huáng册制度一直运行下来，而且规矩依然森严。huáng册库初建时，只是在湖中的旧洲岛上建有少量库房。随着huáng册每十年一造，每次汇送户部约六万册，新旧并存，册库也每十年增建约三十间。所以后湖中的册库与huáng册，逐渐增多，布满了旧洲、新洲、中洲等各岛。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册库34间huáng册五万余本。万历三十年，增长到667间。到明朝灭亡前夕，后湖共收贮huáng册达一百七十九万余本。正如后湖管册官、南京户部主事计宗道在一首诗中所形容的：“九州图籍归天府，万载珍藏亦富哉。”这样巨大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huáng册库的工作前后二百六十多年从未间断。不论从它保管整理的档案的数量和文件利用的频繁程度，还是从它本身各种规定严密的工作制度，后湖huáng册库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档案馆之一。
但事实上，明代中后期，huáng册制度其实只剩下了空壳。
“祖训”远没有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某些朱元璋制造的“土法上马”又异常qiáng大的政治机器，只有他这样的政治qiáng人才能开动得起来，而他的后世子孙们根本没有那样的jīng神力量去操纵。于是，虽然人们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壳，不敢稍稍触动，但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个外壳已经毫无意义。
“祖制”演变成一具可怕的政治僵尸。huáng册制度就是这样。明代中后期，huáng册制度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政治笑话。
首先，库内的huáng册数量虽然迅速增加，但质量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确而严格的huáng册制造质量标准在洪武、永乐年间得到了贯彻。这两朝的huáng册后来被人称为“铜版册”，就是说它坚固厚实，有如铜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后，各地造huáng册，已经不再遵守原来的规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给事中彭汝实这样说：
各库huáng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则翻阅既难，晒晾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后湖志》卷十）朱元璋规定必须使用厚实白绵纸造册，然而明中期以后，许多地方为贪污经费，专门以脆薄的劣质纸张造册。更有许多在造huáng册时动了大量手脚的底层官员为了毁灭罪证，特意使用容易被虫蛀的上过粉的纸来造册，装订时又违反规定，使用大量面制浆糊。这样，huáng册送到后湖之后，不久就会被蛀蚀一空。
这一着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后，后湖huáng册库经常发生huáng册“通架蛀光”的情况。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huáng册库共有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余册，但其中壳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虫蛀或腐烂的已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册之多，占81%以上。（《后湖志》卷九，《为补造虫蛀huáng册以备清查事题本》）不但用纸严重违反规定，内容也越来越敷衍塞责。朱元璋本来要求是正楷，后来却普遍是“字迹潦草，行款参差”。
这种状况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基层胥吏们的贪赃枉法，更反映出官僚体系整体的败坏。否则，如此明显的不合呈式之处，各级负责审核的官员何以不能发现？后湖收册官员何以竟能接收？
第三节 全县都是百岁老人
huáng册外表的走样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huáng册内容的严重不实。
按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上升，明朝总的田地量应该逐渐增长。然而在huáng册中的记载，却恰好相反——实际负担田赋税粮的田地愈来愈少。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huáng册记载全国的土田总额为八百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在huáng册上登戴的全国土田总额只剩有四百二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顷零七十五亩，一百十一年间，全国土田居然减少了一半。（《后湖志》卷二）与此相同，明代的人口数，居然也是逐渐下降的。嘉靖八年（公元年）六月，霍韬在修《大明会典》前夕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洪武初年，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则承平久矣，户口繁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二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世宗嘉靖实录》卷一〇二）也就是说，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根据huáng册户口数字的统计，人口已经达到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但到弘治四年（公元年）造册时的户口数目，人口反减至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明会典》卷九，《户口总数》）。按理，洪武年间兵革初息，弘治时则承平百年，加上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已经开始纳入户口统计，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明huáng册制度已经失去效用。
朱元璋制定huáng册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户多承担赋税，从而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所以他将普通百姓为分“三等九则”。关于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富户除了正常税赋外，还要承担协助政府收税等任务，贫户的负担则十分轻减。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后，实际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基层官员们通过造册，大量营私舞弊，他们不按照实际情况录入人口、田产信息，通过转嫁，造成了穷人多jiāo税役，富人逃避税役的现实。有实力能钻营的富户，在huáng册上都被列为了“下则”贫户，而一些贫户却被无端编在了“上则”和“中则”之中。史学家顾炎武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