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_张宏杰【2部完结】(22)

2019-03-10  作者|标签:

  徽州老儒朱升学名很大,攻打皖南时,朱元璋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向他请教夺天下大计。结果朱升说出了一句名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朱元璋听人说,镇江有个读书人叫秦从龙,学问很大。徐达出征镇江的时候,朱元璋特地jiāo代要他去拜访此人。徐达找到秦从龙后,朱元璋又亲派自己的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大批白银、绸缎前去礼聘。秦从龙来到南京后,朱元璋特意到城门外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处,“朝夕访以时政”,“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到秦从龙生日之际,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这些做法传出去,广大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数曾与农民军为敌,对朱元璋既疑且惧。朱元璋特地宣布:“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嫌红巾军气味不对,躲在山里不肯出来。朱元璋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千方百计,绝不放弃。

  当浙东大部平定之后,名士刘基(刘伯温)“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去力请,孙炎于是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利害,非要他出山不可,又叫他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qiáng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与宋濂、叶琛、章溢三位名士一起来到应天,朱元璋大喜过望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把他们请到那儿去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等,见《全明文》),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慡、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许多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本来通过朱元璋军“不嗜杀人”这一迹象就已经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如今又得知朱元璋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报,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评论者多认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说,元末“地大兵qiáng,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为知道读书人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揽任用读书人的同时,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不许自己的部下随意任用读书人。他时时刻刻提防自己的将官们和知识分子勾结,因此规定,所有前来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他生怕读书人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们大脑开了窍,特意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

  这条规定执行得很严格。他的外甥朱文忠在婺州时,将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祚等读书人收入麾下。朱元璋闻知,因为此时正需要朱文忠效力,所以没有严厉处理他本人,却命朱文忠将这几名儒士押送到应天,一通审问后,将王祚、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吏,将屠性、孙履当众处死。

  第六节 出众的决断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gān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jīng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实际上拥有该军。那时他在淮西已经经营了两三年,小有基础,然而却能毅然抛弃这一切,挥兵渡江,重新开始。这一决策真是“无比正确”。原来,斯时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红巾军据有,他们与北方的元军展开激战,使元军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带,不能南下。当时江南不仅盛产粮食,而驻守的元军兵力较薄,且被诸雄分割孤立,有利于各个击破。正是这一决策,显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决定了朱元璋今后的命运。

  南渡后,朱元璋采取低调发展,闷声发大财的策略,趁乱发展。朱元璋夺取集庆后,恰好刘福通率领大宋农民军开始大举进行北伐,把元军打得晕头转向。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yīn、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

  有了一席之地后,环顾天下,朱元璋发现自己所处位置十分取巧:他东面是张士诚部,占领着江苏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占有江西安徽两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恰好在北东西三面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而唯一与元军接触的东南浙江方面,元军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据点,与元朝本部相隔绝多。

  朱元璋根据这一形势,作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在北线,由于小明王属于他的“友军”,他只留少数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在东线,自江yīn至长兴,他派兵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以阻挡张士诚的西犯;在西线,也对徐寿辉、陈友谅采取防御态势,以守为攻;主要兵力则向东南方向出击,消灭浙东的元军。经过两年苦战,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领地扩展一倍,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直到此时,元政府和群雄才对他充分重视起来,而此时他势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时地利,在乱局中长袖善舞。

  形势不可能永远有利于朱元璋。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时胜利之后,志得意满,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又被元军击败。从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起,大宋红巾军连连失败,被追得东跑西颠。几年来,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的掩护,而今,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包围,三面受敌,处境困难。特别是龙凤五年、龙凤七年,元军取得几次决定性大胜,在北方势如破竹,看起来可能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正当于元军南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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