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原明朝军官朱化龙“敛兵自守”，也割据一方。黎州土司十六岁的马京起兵反抗，“得兵万余，恢复雅黎”。在张献忠实际控制区内的百姓也纷纷起义，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越来越多的人踊跃参加官军。《蜀警录》载：“曾英至重庆，驻兵江上。招集难民入伍，舳舻百里，旌旗蔽江。”明军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第三十二节 两个传教士的回忆
张献忠始则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沐风栉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gān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帝国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中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张献忠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了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沿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评论的：
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和十三年（公元1640年）来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多。逃出张军后，其所见所闻载入《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张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
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jīng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溺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
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神父们的好友、礼部尚书吴继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马匹给各军，请示张献忠开列名单，以此细故而触怒张献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为张献忠所宠，因为冬至节祀天，未遵张献忠令读条文，以致冒犯张献忠，被鞭打至死。还有位官员，因谏张献忠少杀无辜，而被重刑处死。
因为酒喝得太多，张献忠jīng神也出现不正常的征兆。那一天，独坐饮食，喝闷酒，忽然见到空中伸出千百只人手来夺自己案上的食物。张献忠吓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么都没有了。
举杯消愁愁更愁，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他平生极为厌恶官场风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连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他服务，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
第三十三节 人命在我，我命在天
如果斗胆说一句张献忠是杀人魔头，也许并不过分。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此自命并自诩的。
张献忠想必有时也对自己心中经常涌动着的无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自我猜测为身负“收人”的使命。谷城受抚期间，他曾命人为湖北上津县新修的关帝庙题写碑文，其中写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gān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huáng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
这一解释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中国人通常认为那些乱世豪杰，都是“应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来，收缴人口的专员。比如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水浒传》故事，劈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言水浒群雄乃被封锁于地下的群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恼下方生灵”。
然而，遍数中国历史的豪杰人物，坦然宣称自己身负“下界收人”的使命，并身体力行，乐而不疲者，唯张献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今天，张献忠会是心理学家用来分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最佳样本。他读书期间表现顽劣，成年后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无法遵守社会秩序，行动无计划，冲动，他报复的qiáng度与受到的挑衅不成比例，他性情异常而智能，认知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典型病状体现得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几乎找不到他拥有爱心、同情心的证据。虽然一世称雄，然而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至极的。
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这一人生观在他那著名的《七杀碑》也得到印证：
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每个起义军领袖都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世界怀有敌意。张献忠作为一个社会最下层的贫民，理所当然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总是仇恨最深。而张献忠的问题在于他的敌意不仅仅是对准了社会的不公平部分，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充满仇恨。
长期征杀、破坏带来的深刻罪恶感，进一步破坏了张献忠内心的完整，他无法对自己进行肯定，越发迁怒于外界，来获取心理平衡。明末社会黑白颠倒，怪相重重，到处都充斥着一股戾气。这也给张献忠独特的世界观提供了论据。
张献忠在谷城复叛时，曾在墙壁上留给大明王朝一些话，“自己之叛，总理（熊文灿）使然”，并把他jiāo往过的所有官员的名字写在墙上，下面写上某月某日索取贿赂多少。在张献忠的眼里，这个世界人心败坏，无官不贪，无人不恶，人人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