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想象并理解海婴回忆中所说，鲁迅“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的情景了。他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思考方式消化他在读书看报中的感受，他常常想得很深，很广，很特别，于是，就有了出人意外的发现与表达：鲁迅的杂文就是这样产生的。
请读这篇《〈杀错了人〉异议》。〔36〕这是由当天(1933年4月10日)《自由谈》上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引发的。曹先生的文章怒斥袁世凯等军阀“杀错了人”，不应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而“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诚如鲁迅所说，这篇文章读起来会“觉得很痛快”，但鲁迅“往回一想”，就不但感到“不免是愤激之谈”，而且发现了一些大问题，从而引出“异议”：“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乍一看，这样的“辩护”似乎出乎意外;但且看鲁迅的分析：“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这样换一个角度翻转来想，确实使认识深化了;而且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而为什么总是一再地“看错人”(想想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看错了多少人!)，却是更值得深思的。
临末还有一个对“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的异议，鲁迅谈得很少，很含蓄、幽默，但却也忽视不得;鲁迅早已说过：“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7〕弄不清这一点，也会带来无穷灾难，这也是为20世纪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这里还有一篇《〈如此广州〉读后感》。也是由《自由谈》上一篇批评广东人“迷信”的文章《如此广州》引发的。如鲁迅说，迷信本身是“不足为法”的，批评广东人的迷信，自然也无可非议。但鲁迅却看到、想到了另一面：“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舍得花钱，而且这似乎是广东人的传统：“汉求明珠，吴征大象，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相形之下，大多数中国人的迷信就显得“没出息了”：“迷信还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奄奄一息，他连做《自由谈》的材料也不给你。”鲁迅的意思是：同样是迷信，“模胡不如认真”;而由此却引申出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38〕——由一篇批评迷信的普通文章引出如此严肃的思考，也是出人意料的。
鲁迅在报纸炒作的热门话题上，也往往能说出一番他人想不到、说不出的意见。鲁迅两篇有关“自杀”的杂文甚至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1934年曾发生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自杀的事件，报纸上接连发表文章对秦夫人进行“诛伐”：有说自杀是“失职”、“偷安”的，“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等等。只有鲁迅站出来为死者辩护。他向煞有介事的批评者提出了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这样一个被认定必要“殉夫”的“弱者”，在她生前苦苦挣扎时，你们这些自封的“战斗者”给予援助了吗?实际上你们倒是“鸦雀无声了”，那么这死后的喧哗又算什么呢?再追问下去，现实中国的“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鲁迅还要问的是：你们一味的指责自杀者，却不“向趋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这又算得什么“战斗者”呢?经过这样层层深入的诘难，鲁迅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终于做出了更为严峻的概括与批判：“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这里所说，尽管包括秦夫人的批评者在内，却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已提升为一种社会典型。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鲁迅行文中qiáng烈的感情色彩，这本也是鲁迅杂文的一个特点，他说过，他写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39〕但像这样的“忍不住”的怒火喷发，即使在鲁迅杂文中也是不多见的，在我们所讨论的这几个杂文集里，本文之外，还有我们在第九讲中曾经提及的《保留》。而这两篇都是为中国等级结构中压在最底层的妇女、儿童辩护的，这确实是鲁迅心灵的两个敏感区：任何对妇女、儿童的伤害，都会在他内心掀起巨大的情感风bào。
因此，当1935年又一个妇女——著名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也同样引起了鲁迅的qiáng烈关注。他的思考也是由报刊上的争论引发的：有人认为报纸对阮玲玉诉讼事件的张扬，应对其死负一定责任;而反驳者则“以为现在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那里还有丝毫主宰谁的运命的力量”。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认识中国的新闻媒体的地位与作用”的大问题，而鲁迅的观察确实敏锐而又独到——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qiáng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qiáng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
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把新闻媒体置于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中，〔40〕就发现了它的双重性：对在它之上的“qiáng者”(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僚、“洋大人”、“高等华人”等等)，它是“弱者”，只能“吞声忍气”，显出奴性;但对在其下的“弱者”(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下等华人”、妇女、儿童，等等)，它又是“qiáng者”，可以“耀武扬威”，显出主子性：扮演的依然是我们在第十二讲、十三讲所分析过的“往来主奴之界”的角色。
鲁迅还要追问：中国的新闻媒体最喜欢或最擅长向怎样的“弱者”发威?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与动因是什么?于是就有了一段jīng辟的解析，照录如下——
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