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qiáng调，jīng神界战士的反抗，最后“指归在动作”，也就是说，实践性是其最基本的品格;鲁迅以坚守自己的理想，并身体力行，最后“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的拜伦作为jīng神界战士的楷模，绝不是偶然的。这也是鲁迅的一个基本观念;他的那句名言是人们所熟知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拒绝现成的、别人指给的路，而要坚持自己去走，去探索自己的路——《文化偏至论》所说的“别立新宗”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鲁迅很清醒地知道，走的结果不一定有路，也就是鲁迅是明知最后很可能找不到路也要走的，我们在前一讲中说，“走”对于鲁迅是一个“绝对命令”，就是这个意思。这样，鲁迅就赋予自我主体的“动作”实践以一种绝对的意义。
鲁迅说，这样的jīng神界战士是“为世所不甚愉悦者”。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永远的“争天拒俗”的立场自然不为“天帝”——所有的统治者，以及所谓“公意”所相容;而且他们坚持“抱诚守真”的态度，任何情况下，都要发出“真的心声”，说出真理与真相，这样，他们总要发出与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是最“为世所不甚愉悦”的：统治者自然希望时时听到“和顺之音”以粉饰太平，而一般民众也希望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在自欺欺人中苟且偷生——想想那些看客们吧;jīng神界战士要说真话，就自然要群起而攻之了。其实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即已引述了尼采的话——
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
这孤独，不被理解，被社会以至父母之邦放逐，正是一切jīng神界战士的宿命。
鲁迅实际上是在思考自己的命运。我们早就看出，jīng神界战士，正是鲁迅自己的选择，是他的自我定位：他正是以这样的身份、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jīng神史上的。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感到了如身置荒原般的孤独与寂寞，在《摩罗诗力说》的结尾，他是如此急切地呼唤着jīng神同伴——
今索诸中国，为jīng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这1907年发出的呼唤是令人震撼的——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注释
〔1〕《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 卷，65页。
〔2〕《随感录》，《鲁迅全集》8 卷，80 页。
〔3〕《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3 卷，44页。
〔4〕《看镜有感》，《鲁迅全集》1 卷，200页。
〔5〕《从孩子照相说起》，《鲁迅全集》6 卷，82页。
〔6〕《说 》，《鲁迅全集》7 卷，25页、20页。
〔7〕《人之历史》，《鲁迅全集》1 卷，17页。
〔8〕参看朱正：《科学史的教训——鲁迅〈科学史教篇〉试译》，《鲁迅论集》，428—4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破恶声论》，《鲁迅全集》8 卷，28页。
〔10〕《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1 卷，124页。
〔11〕《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4 卷，224 页。
本讲阅读篇目
《文化偏至论》(收《坟》)
《科学史教篇》(收《坟》)
《摩罗诗力说》(收《坟》)
《破恶声论》(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人之历史》(收《坟》)
《说》(收《集外集》)第九讲“保存我们”是“第一义”的第九讲“保存我们”是“第一义”的
——读《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十四孝图》及其他[KH3*9/9〗现在我们来读鲁迅“五四”时期的一些杂文和散文。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有所谓新派与旧派之争，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新派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了“重新估定价值”的旗帜，主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对许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而旧派文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保持国粹”，主张一切都不要动。
如前一讲所说，鲁迅在20世纪初，即反对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神圣化的“抱守残缺”的倾向，以为这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危机所在。因此，在“五四”新旧论争中，鲁迅是坚决站在新文化运动这一边的。针对“保存国粹”论，鲁迅写了《随感录·三十五》，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1〕
这里讲的“我们”，指的是“现在活着的中国人”，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概念，一是“现在活着的人”，而不是“过去已经死去了的人”;一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所谓“保存我们”是“第一义”的，就是qiáng调“现在活着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是“第一”要“义”，应该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
鲁迅后来在《忽然想到·六》里，又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相传三皇五帝时的遗书)，百宋千元(清代藏书家所藏宋版元版的古籍)，天球河图(相传古雍州所产的美玉和相传伏羲时龙马从huáng河负出的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
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争取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权、温饱权与发展权。这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尺度：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呢?鲁迅提出，不能以是“古”还是“今”作为标准——可见鲁迅不是不加分析地“反古”，也并非不加分析地“崇今”;但鲁迅也不是迷信《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的“越古越好”的“古之迷恋者”，更不是视“祖传”、“秘制”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先崇拜者”，他是活在现在的中国人，他的价值尺度只有一个，就是看这种思想文化是“阻碍”还是“有利”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
鲁迅就是用这样的价值标准，对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做出了他的“价值重估”。——他关注的不是儒家学说的原始意义，而是在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儒家学说所发生的实际作用，也就是后来他概括的“儒效”。〔3〕
我们下面将要重点阅读的三篇文章，就集中了他对“儒效”的考察与思考——他的关注点主要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三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说。